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南北差异及环境成因

屯垦经济是古代边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不仅成效巨大,而且南北边疆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差异和趋势特点。究其原因,运用气候变迁、生态平衡与非平衡等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世纪暖期气候转向小冰期,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边疆生态环境不同变化和生态系统(平衡与非平衡性)对屯垦生产影响制约作用的改变,再加上由此带来的疫病影响等因素,是造成这一时期南北边疆屯垦经济差异发展的主要环境成因。

碑刻材料所见蒙元时期盐场司官吏设置

蒙元时期高度重视盐场管理,成宗元贞元年(1295)开始场司改革,大盐场由正九品管勾司升为从七品司令司。《元史·百官志》《元典章》对场司改革前后盐场职官设置有相关记载,但存在错漏,正史对场司吏员几乎没有记载。随着这一时期碑刻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很多涉及盐场职官的材料证实始于成宗时期的场司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司令司职官设置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也存在差异。同时,碑刻新材料还复原了盐场吏员的设置和管理体系。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蒙元时期回回医学演进述要

蒙元时期,蒙古西征使中国与伊斯兰诸国成为一体,海陆丝绸之路畅通发达,东西人员往来频繁,很多穆斯林与汉、畏兀儿、蒙古各族融合,散居各地安家落户。随西征大军而来的穆斯林医师颇受蒙元政府重视,他们不仅在军内负责疫病防治、疮疡肿毒清理等工作,而且很多人在朝廷担任医官要职,使回回医学发展盛极一时。通过梳理蒙元时期回回医学的渊源、发展、传承脉络,以及与中医学理论的联系,揭示其具有的东方汉文化与西方伊斯兰文化的二元属性,阐述其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医理医道,为回回医学研究提供历史与理论借鉴。

蒙元时期云南移民的民族互嵌与地域认同

蒙元时期中原王朝对云南的开发、经营力度逐渐加大,进入云南的移民群体数量剧增,其结果使得中原与云南的社会整合及族群融合态势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镇戍、仕宦、谪迁、商旅等方式迁入云南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女真等移民主要分布于治所、屯地、站赤、驿堡、铺舍、哨所等地的施治网络周围,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与土著族群杂居的分布格局,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形成民族互嵌的格局,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推动云南地区华夏化的进程,同时逐步增强移民对云南地区的地域认同。

蒙元时期的瓷质酒具与酒文化

笔者立足于景德镇丰富的古陶瓷资源,结合文献资料系统地梳理元代瓷质酒具种类和酒具形制,得出元代蒸馏酒推广、普及以及酒类品种的扩大对瓷质酒具形制的影响比较突出,发现元代陶瓷酒具在制作时更加注重酒的密封保存,形制精而小。最后通过对蒙元时期的酒器组合、饮酒风俗、地域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发现蒸馏酒的推广和蒙古族豪放的饮酒风尚对瓷质酒具和社会饮酒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蒙元时期独特的酒文化也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民俗文化。

蒙元时期直译体公文中外来词的特点

直译体公文是蒙元时期因蒙古语翻译而产生的一种混合语,其中有大量的外来词。直译体公文中的外来词除具有古今共有的借用规律外,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为:(1)外来词数量很大;(2)多以名词借用为主;(3)借用形式多样,其中词汇词以音译为主,语法词以意译为主;(4)音译词重音不重形,故蒙源外来词异形形式多;(5)蒙古语的形态成分借入到直译体公文中后以词的形式出现,或者成为语法成分的标记;(6)意译的语法成分体现蒙古语的复杂用法。

蒙元时期何以运用土官进行边疆治理——以云南边地实践为视点

对西南边疆早期土司设置理路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土司多以"土官"面目出现,其产生于内地;蒙古汗国主要借助土官展开战争善后工作,并以土官区作为兵源、军需物质的补给地;元朝早期,土官辅政辅军的特色鲜明,不断调整土官布局和重新整合土官力量,均是为了强化这种特色;元朝中晚期,西南边疆成为中央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政府滥委土官辅政辅军,结果导致地方兼并势力的勃兴,并带来边疆治理的灾难。

蒙元时期辫线袍功能性结构探讨

笔者借助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以蒙元时期辫线袍的结构特征和剪裁方式为切入点,探究辫线袍功能性结构的成因及应用,联系民族特性与时代背景,阐释社会发展和生活习俗对于服装形制的影响.

蒙元时期语言认同建构之经历与经验

蒙元时期语言文字的建设对蒙古社会的群体性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元朝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蒙古语文的规范化表明蒙古民族认同的定型化与层级化。蒙元语言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今语言认同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

蒙元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空前繁荣。本文依据现有资料,对该时期驿站的设立,特别是对中西陆路交往的几条主要通道及其发展变化情况作了概括性分析和论述。

蒙元时期的头饰

蒙元时期的头饰在材质、形制、种类以及装饰诸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质。蒙元时期蒙古人承继东胡系民族的髡发习俗,男子皆行髡发,留"婆焦"发式;男子"冬帽而夏笠",喜用珠玉和宝石装饰笠帽,并以珠玉宝石的多少来判断主人的社会地位。蒙元时期蒙古妇女喜戴一种高耸的"罟罟"冠。蒙元时期的头饰折射出多种文化相交融的绚丽色彩。

蒙元时期蒙古族的服饰原料──蒙元时期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一

蒙古族服饰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俗史的具体内容。蒙元时期的蒙古族服饰以她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形制和精湛的工艺跻身于世界服饰宝库之林。本文首先探讨服饰的基础原料。

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

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李云泉蒙元时期，中西陆路交通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欧洲与中国开始有正式的使臣往来，商人与教士沿陆路东来西祖，更为频繁。究其原因，蒙古西征以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处于蒙古帝国控制之下，客观上廓清了中西交往的陆上通道...

蒙元时期草原丝路上的文化交往

蒙古军的西征,摧毁了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彼此疆界,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中国的火器、印刷、医学、绘画等传到了西方,而西亚的天文、历算、地理学、回回皅技术、语言、宗教、医学、药物、音乐等传到了中国,促进了东西方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 ,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 ,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 17枚 ,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文、契丹文、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波斯文等文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 ,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 ,牌符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 ,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简论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国以后,蒙古统治集团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优越的军事组织,不断发动大规模的向外扩张,在几乎整个十三世纪中,蒙古军队的足迹遍及亚、欧两洲的广大地区。由于蒙古铁骑冲破了亚、欧各国的封建疆界,在三次西征的基础上建立起地跨亚、欧的蒙古四大汗国,在此辽阔领域内又以“驿站”系统将其各地连接起来,从而使东、西陆上交通畅通无阻。曾被分割、阻断的古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东、西方使者在这又方便又安全的大通道上往来频繁,特别是欧洲的远方来宾和东方的西行使者,多著有翔实可信的“游记”。在此期间,东。

敦煌石窟中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二——蒙元时期汉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元代蒙古族服饰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反映了蒙古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笔者已在《敦煌石窟中的蒙古族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利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资料、其他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对蒙古族服饰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期揭示蒙元时期汉族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蒙元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绸纺织文化交流

13世纪蒙古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欧亚大陆间的国家疆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西亚、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蒙古政权统治在伊朗及周边地区设置的藩属政权伊儿汗国(1256～1355年)使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两大帝国—中国和伊朗两地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达到空前巅峰。以此为文化背景,本文分别探讨"蒙古统治时期伊朗的‘中国风’"和"蒙元时期中国纺织品上的伊斯兰风格"两个问题,通过研究和比较中国与伊朗两地纺织品的纹样风格与文化特征,探讨13～14世纪蒙古伊朗与蒙元时期的中国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情况,并分析两种纺织文化深度交流的原因和重要意义,以期一窥中世纪末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