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化德地区二叠纪—三叠纪侵入岩年代学及地球化学特征:对古亚洲洋东段构造演化的制约

本文对华北克拉通北缘中段内蒙古化德地区二叠纪—三叠纪5个花岗质侵入体进行了岩相学、地球化学、锆石U-Pb年代学以及Sr-Nd-Hf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本次所研究的岩体主要起源于华北克拉通古老下地壳的部分熔融,八音察汗岩体形成于早二叠世(276±1 Ma),在岩浆上升过程中发生了岩浆混合作用;白音特拉岩体形成于中二叠世(270±1 Ma),为地壳加厚作用下变质杂砂岩部分熔融形成的S型花岗岩;毛忽庆岩体形成于晚二叠世(254±1 Ma),为I型花岗岩;张万良岩体与康家地岩体分别形成于早三叠世(248±1 Ma)和晚三叠世(229±1 Ma),两者均为A型花岗岩。综合前人研究,本文认为研究区在早二叠世—晚三叠世经历了古亚洲洋向华北板块俯冲、俯冲-同碰撞、持续碰撞以及造山后的伸展4个阶段,古亚洲洋东段在研究区的闭合时间应为中二叠世晚期。

内蒙古化德土城子地点晚中新世鹿科化石新材料（英文）

继1959年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在内蒙古化德地区发掘采集到大量晚中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后,笔者的课题组于2013~2016年间在化德的土城子地点发掘采集到不少哺乳动物化石。经过修理和研究,鉴定出鹿科化石的5个种类:布氏始柱角鹿(Eostyloceros blainvillei)、三角始柱角鹿(E.triangularis)、真角鹿未定种(Euprox sp.)、化德祖鹿(Cervavitus huadeensis)和山西祖鹿(C.shanxius)。其中前3个种类是在化德地区首次发现,而后两个种的牙齿材料也是在土城子地点首次记述。布氏始柱角鹿是一种较大的麂类,以其鹿角具一个粗长而内弯的主枝及一个直接从角环上伸出的较长的眉枝为特征,以前主要发现于山西的榆社盆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也找到过,而化德是出现这个种类的第三个地区。三角始柱角鹿以其主枝横切面呈三角形而与布氏始柱角鹿相区别,以前仅见于榆社盆地,因此新发现的三角始柱角鹿将其地理分布范围扩大到内蒙古。真角鹿是从非脱换型鹿角向季节性脱换型鹿角过渡的代表,在欧亚大陆都有分布,化德是继通古尔和四子王旗之后在内蒙古发现这个属的第三个地区。化德祖鹿的鹿角具有4个枝,远端两个枝剑形,在土城子地点是第二次发现,但目前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过,似乎是化德一带的地方种类。山西祖鹿以其下臼齿不具古鹿褶而与新罗斯祖鹿(Cervavitus novorossiae)相区别。山西祖鹿在中国北方的分布较广,主要见于山西、陕西、甘肃和内蒙古,而且在每个地点的化石标本较多,指示其种群密度较大。布氏始柱角鹿、三角始柱角鹿和山西祖鹿是榆社盆地中榆社I带的主要鹿科成员,出现在岩石地层的马会组或生物年代学的保德期。真角鹿的时代分布主要在晚中新世。因此根据土城子地点的鹿科化石判断其地质时代应为晚中新世,而较多的山西祖鹿标本指示化德一带在晚中新世有较广的森林。

内蒙古化德土城子地点晚中新世麝科化石新材料（英文）

Schlosser(1924)记述了最初发现于内蒙古化德境内或附近的二登图、敖兰卓蕾、哈尔敖包及华坝的古麝(Moschus grandaevus)。1959年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在化德的另一个地点土城子采集到不少古麝化石。2013年以来作者在土城子进行的野外发掘积累了更多的古麝化石标本。土城子标本在形态和测量数据方面和二登图等地点的古麝非常接近,可以归入同一种。根据现有资料归纳,古麝的地理分布范围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到华北,很可能延伸到华南;其地质时代分布范围为晚中新世-上新世。食叶型古麝在土城子晚中新世地层中的出现说明当时土城子一带有森林环境。支序分析显示麝属(Moschus)化石种相互之间的系统关系非常近,可以归并为麝族(Moschini)或麝亚科(Moschinae);Micromeryx更接近麝属和鹿科,它与麝属之间的关系比以前认为的复杂,而Hispanomeryx更接近牛科。

透过文本看蒙古化的藏语诵经音乐

蒙古佛教音乐除了口头传承以外也有丰富的经书文本和音乐理论文本。本文笔者通过三种文本;乐谱文本——央移谱,理论文本——《乐论》与《蒙古佛教音乐之起源》,历史文本——清朝《奏案》《雍和宫志略》等文本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阐释:蒙古佛教寺院为什么多用藏语来诵唱经文?蒙古佛教藏语诵经音乐的蒙古化特征的具体表现,以及与藏区佛教寺院诵经音乐的不同特点。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喇嘛教的蒙古化

喇嘛教是我国西藏地区地方化的佛教,它传播于青藏高原和内蒙古的广大地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蒙古族与佛教发生关系,始于元太祖窝阔台之子阔端,元代传入的是西藏佛教的萨伽派红教。这第一次传入随元代的逝去而绝迹。

“蒙古化”的藏传佛教文化

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取代萨满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信仰,藏传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对蒙古地区影响深远。

清代民国的汉人蒙古化与蒙古人汉化

清代前期的满蒙一体化政策,确立了蒙古人对草原土地的优先占有和使用权,保障了蒙古族在与汉族交往中的主导地位,致使到草原经商和佃耕的汉族人,不得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交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自觉地与蒙古社会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为汉人的蒙古化。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草原垦殖由非法变为合法,数百万的汉族人得以在塞北安家落户,漠南蒙古由纯牧区变成了农牧交错及纯农区,蒙古人又只好学习汉族农耕文化,表现为蒙古人的汉化。经过两大民族长时间、多层面的融合与创造,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蒙、汉民族的共同家园。

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对汉文小说《说唐全传》的蒙古化

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是蒙汉文学交流的产物与范例,它按照蒙古族的生活风习、思想愿望、心理情趣、艺术传统等对汉文历史演义小说《说唐全传》进行一定的蒙古化,具有了鲜明的蒙古族口头叙事传统的特色。

探析蒙译本《水浒传》中林冲形象的蒙古化

《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多达几百人,其中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物形象写得最为出色。蒙古族文人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写和补写。这些改写和补写,体现出译者对人物形象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塑造。文章从林冲形象的改写入手,对蒙译本与原著进行比较,探讨其人物形象的"蒙古化"。

《青史演义·回批》中尹湛纳希对儒学的蒙古化阐释

尹湛纳希在他的开鲁本《青史演义》前三十回的回后均写下了批语。这些批语将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置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说明。尹湛纳希在《回批》中经常引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论点,有些观点还成为他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从中体现出他接受了儒家某些观点,儒家的观点成为他理论建构的批判武器。但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儒家观点来阐述,而对儒学进行了蒙古化阐释。

蒙古族敖包祭祀诵经音乐中的藏传佛教蒙古化因素——以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

本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共同祭祀的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通过对敖包祭祀仪式诵经音乐的结构、内容等进行描述和分析,深入探讨流传于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包含的蒙古文化因素,阐释敖包作为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重要载体,在藏传佛教蒙古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试论内蒙古东部地区汉族移民蒙古化现象——以李姓一家为例

18～20世纪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汉族移民问题是我国区域社会发展史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随着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天灾人祸、社会制度等因素，许多中原地区汉族移民开始迁入内蒙古东三盟地区，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内蒙古通辽市李姓家族经过四次移民过程，在民族性质、生产生活、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等方面发生了鲜明的变化，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汉族移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当前内蒙古城镇化发展现状与驱动实现

要想走出一条符合自治区实际、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子,必须把握好积极稳妥扎实推进的指导思想,加快推动自治区城镇化由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把握好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构建多中心带动、多节点支撑的城镇化格局,努力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内蒙古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研究内蒙古当前的城镇化,有利于内蒙古合理规划城镇布局,对于城镇化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贡王新政与内蒙古地区近代化

本文从教育和经济两方面对清末贡王新政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内蒙古地区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以期获得对这场改革运动更加全面的认识。

晚中新世晚期土城子小哺乳动物组合及土城子动物群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新近纪哺乳动物群序列中的位置

近百年来,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发现了丰富的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命名和描述了10余个哺乳动物群,其时代跨越早中新世至早上新世。它们已经成为建立中国北方新近纪哺乳动物生物年代地层框架的重要依据。早在1959年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过程中就已经发现土城子地区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但这些化石以大–中型哺乳动物为主,缺乏小哺乳动物。土城子动物群的构成和其在中国北方新近纪哺乳动物年代地层框架中的位置长期以来不是特别明确。报道了在土城子新发现的6种小哺乳动物化石。根据Lophocricetus grabaui–Sinocricetus zdanskyi–Prosiphneus licenti–Hansdebruijnia pusilla–Moschus grandaevus的组合特点,认为土城子动物群的年代应该可以很好地约束在晚中新世(或者保德期)的晚期。土城子动物群明显比内蒙古的宝格达乌拉动物群要进步一些,与二登图动物群非常相似,时代上晚于前者,略早于后者。依据动物群整体面貌,推测在晚中新世晚期土城子地区存在森林和草原混合的环境。

《水浒传》蒙古文译本中的鲁智深形象

《水浒传》不仅受汉民族读者和研究群体的重视,而且也颇受少数民族读者和研究群体的喜爱。在清代,《水浒传》曾多次被蒙古族文人翻译成蒙古文,并以手抄本和说唱文的形式广为流传在民间,对清代蒙古族的文化生活和文学欣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族文人在翻译《水浒传》的时候,不仅对故事情节进行或多或少的增删改写,而且按照自己(本民族)的理解和喜好对汉文原著中的人物性格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从而使人物形象趋向蒙古化。本文试图从鲁智深形象的改写入手,探讨《水浒传》蒙古文译本中人物形象蒙古化的特点。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论伊斯兰化蒙古人对“扎撒”、“必力克”的信仰——以中西亚伊斯兰化蒙古汗国为中心

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是蒙古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和记录成吉思汗箴言的"必力克"一起成为蒙元时期蒙古人军事、伦理、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规范,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巩固以及元王朝和其他蒙古汗国的建立和发展,其很多观念已经在贵族乃至平民当中形成融入血液的习惯和信仰。《大扎撒》和"必力克"既是游牧社会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社会法律规则,又是成吉思汗个人思想和经验的结晶,加之成吉思汗自身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人们对两者的信仰从而合二为一,即使很多蒙古人经过长时间已逐步被占领地区的文化所同化,如汉化、伊斯兰化,但很多习惯和思维方式仍能够传诸数代。本文试图首先从伊斯兰化蒙古人入手,系统梳理其对"扎撒"和"必力克"的信仰及对后世的影响,这即可体现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时代开创者的不凡,亦能从中探究其思想对于蒙古民族的形成、巩固、发展,乃至能够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蒙元时期赐名号问题研究

蒙元时期统治者赐予蒙古名号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各族精英以不同的缘由获赐答剌罕、拔都等各色蒙古名号,这些名号各有其特点。蒙古大汗的赐名号在褒奖之外,意在将君臣间的尊卑关系发展成一种更为稳定的主从隶属关系,并将其延伸至受赐者的家族后代,促使受赐者更加效忠,心甘情愿地为蒙古的军事征服及政治统治服务。赐名号在受赐者认同采纳的基础上收效甚好,受赐者本人及其家族后代皆感恩戴德、效忠之至,在蒙古的开疆拓土及政治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元诸帝的赐名号给受赐者带来荣誉的同时,更带来了象征性的身份地位变化及其所承载的权益与发展机遇。此外,赐名号的政治举措客观上带动了一些受赐者及其家族的蒙古化,也带动了有元一代自取蒙古名的时代潮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元时期的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