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西夏窟,主要依据在于该窟出现有夏汉合璧僧人题记和西夏装僧人画像。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西夏文在元代基本不再使用,其实,不管是黑水城还是他地,西夏文相当流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夏文大藏经》的首次刊刻与其后反复印制都是在元代完成的。按照西夏规定,西夏文地位在其他文字之上,而莫高窟第61窟榜题的汉文写于西夏文之前,与西夏文“特重”的情况相反;从黄道十二宫中处女座与人马座来看,不具西夏服饰特点,却有元代特色;甬道南壁的龙纹,与中原、西夏的温驯风格差别很大,却接近西亚、回鹘的凶猛风格,当与元代色目人大量入居敦煌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西夏助缘僧像覆盖于蒙古文题记之上,可作为铁证,证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为元代之物。

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

敦煌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s′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原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75A-B。从回鹘文题记看,该写本的抄写时代应是元末。但值得注意的是,写本末尾出现有蒙古文题记,称"大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一"。这一题记表明,在该写本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之前,原藏于伯希和编元代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窟),甚或已流落民间,再经蒙古人之手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后由王道士将其移到藏经洞中,再为斯坦因于1907年获得。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蒙元时期敦煌回鹘蒙文题记及其语言文化现象

敦煌石窟中除了大量的汉文题记之外还有藏、回鹘、粟特、西夏、蒙古(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梵文等题记。这些题记不但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而且对那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本文通过题记的语言研究进一步探讨语言与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关系,揭示题记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