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行记:地理空间的展现与地方性知识书写

清代蒙古行记数量众多,而且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不仅塑造出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在描写蒙古地域风光时也摆脱了前代行记中的苦寒色调,真实地再现了蒙古地域山川的美感样貌。清代蒙古行记的作者凭借对地理和人文历史的熟识,对地方性知识进行了艺术化的书写。作者和清王朝皆成历史之后,这些地方性知识就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通过文本的流传得以代代延续。写作上,在继承行记传统写作手法的基础上,清代蒙古行记还带有一定的艺术审美意识,将出行的实践活动进行审美再现,增强了行记的抒情性和审美价值。

论高士奇蒙古行纪中的扈从诗

高士奇蒙古行纪中的扈从诗歌颂了康熙的功德,记载了康熙巡经蒙古的史实及蒙古高原的历史文化,描述蒙古高原的物产、饮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抒发了思乡念亲之情。这些诗作体现了高士奇作为江南士子对蒙古高原的认识和了解,是蒙汉文化交流的见证,是研究康熙蒙古行纪和高士奇所经蒙古地区情况的重要文史和地理资料。

论清代蒙古行记中的纪行诗

民族交融带来文学书写的扩容与新变是元明清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清代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蒙古行记之诞生就是当时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的时代趣尚,清代蒙古行记作者随记文载入或附录了数量不等的自撰诗词作品。这些体式不一、内容丰富的作品,选材各异且地域色彩鲜明、众风竞妍而各美其美且兼具纪实、写心之长,不仅充实了行记的内容,而且提升了行记的审美性,是行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文学史功能和价值而言,蒙古纪行诗既与清代其他行记中的纪行诗一起推动了纪行诗作数量、体式的发展和艺术水准的提升,又拓展了中国古代行记文体的边界和功能,而且充实了清代诗史的内涵。在研究清代纪行文学时,应对此类作品予以足够的关注。

也谈《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所记高丽王子

1245年4月,柏朗嘉宾奉教皇旨令出使蒙古,于1247年返回欧洲。他的行纪中所记载的有关蒙古、中亚以及相关地区的资料至今仍是边疆史地研究的宝贵参考资料。在书中他提到了一位高丽王子,这位高丽王子究竟是谁,学者们各有看法。本文结合相关史料,考订其为高丽新安公王佺。

清代至民国包头三大行业互动关系

康熙年间,旅蒙商人来到包头,与蒙古地区的牧民做买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业——蒙古行。为了适应蒙古行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牲畜、皮毛贸易的牲畜行、皮毛行。以蒙古行为中心,在进购货物阶段,需要牲畜行、皮毛行为其垫付周转资金,办理业务税务;在输出货物阶段,牲畜行、皮毛行虽有不同的交易市场及销售渠道,但最终是为蒙古行说和买卖。三大行业在相互支援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成为包头经济的支柱。

游记文学中的蒙元音乐形象释读

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内,13世纪的两位传教士的蒙古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成为欧洲人对蒙古人最早的专门记述,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蒙古音乐文化的两部重要参考文献;被誉为元代来华欧洲旅行家中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方济各教会会士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以及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曼德维尔游记》,这两本游记以“他者视阈”共同构建了互为印证、互为参考的元代音乐文化。这四本游记体现的是东西音乐文化内容的双向交流与积累,并折射出蒙元音乐形象与音乐文化的历时性演进与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欧洲社会语境与游记作者身份共同合力的结果。在四本游记中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等部分,可窥探13至14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蒙古族音乐以及“多面”蒙元音乐文化形象塑造的深层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