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现代内蒙古报刊的“蒙汉合璧”编刊形式

内蒙古地区近代报刊中的"蒙汉合璧"的编刊形式是不同于内地报刊的特殊形式。它体现了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在开通地方风气、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政策等方面功不可没。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研究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是喀喇沁右旗贝子海山将樊腾凤的《五方元音》翻译而写的,是民国时期蒙古族初学汉语者使用的蒙汉合璧词典式教科书,在用蒙古文拼写汉语方面该书是有独特的之处。

海山及其《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研究

海山作为"泛蒙古主义"的积极活动者,在1911年外蒙独立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其所编纂的《蒙汉合璧五方元音》就是振兴蒙古教育事业,寻求族群及文化认同意识的体现。除了编纂《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海山还在实践中倡导蒙古新式教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直至民国时期蒙古教育的模式。

清代邊臣富俊和蒙漢合璧《初學指南》

《初學指南》是清代蒙古邊臣富俊編譯的蒙漢合璧語言翻譯類教材,是清代《一百條》系列滿蒙漢合璧文獻之一。作爲蒙漢合璧文獻,《初學指南》與《清文指要》《新刊清文指要》等滿漢合璧文獻具有不同的語料價值,更有助於探究元明以來阿爾泰語系對北方漢語歷史發展的影響過程。通過《一百條》系列文本的比較可知,威妥瑪《問答篇》《語言自邇集·談論篇》等北京話教科書改編自《初學指南》,而不是《清文指要》。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蒙汉合璧大学读本》述介

故宫馆藏《蒙汉合璧大学读本》为民国时期出版的蒙学读物。本文着重介绍是书刊印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引申论述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四书集注》之关系以及对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官学教育,民间启蒙的影响。进而,列举由此衍生出满、蒙、汉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合璧版本的概况。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与清末满蒙地区语文教育

清末局势动荡,清廷展开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革新,随着教育改革拉开序幕,《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运而生。文章对《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的体裁、内容和难易度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并对该教科书的主要特点、使用的情况作出较为详尽的说明。最后分析了《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颁行的意义,这套教科书的颁行巩固了少数民族地区汉语的官话地位,开启了少数民族教科书的转型之路。

清代滿蒙漢合璧文獻中的“巴結”

現代漢語中“巴結”多用作動詞,表示“奉承、討好”之義。近代漢語文獻尤其是清代滿蒙漢合璧文獻中“巴結”的義項更爲豐富。本文重點描寫清代滿蒙漢合璧文獻中“巴結”的意義與分布情况,分析該詞在不同文獻中的滿、蒙語對應,通過對應進一步確定其意義。經考察發現,滿蒙漢合璧文獻中的“巴結”以“辛苦、操勞”“努力”義爲主,没有出現“奉承、討好”義的用例,這種情况與部分北方方言類似。本文結合清代其他漢語文獻分析“巴結”的意義及發展,進一步分析“巴結”在清末民初的使用特點,并探討其在滿蒙漢合璧文獻中的義項使用上呈現出傾向性的原因。

老北京话“普律(里)”探源

老北京话“普律”一词源于元代蒙古语buri(全,都)。在《元朝秘史》中,buri音译为“不里”。从元至清末民初,音译词“不里”呈现出口语和书面语双线发展的面貌。在口语性较强的满蒙汉合璧会话文献中书写形式为“普里、普历”,北京话教科书及清代小说中出现了重叠形式“普里(哩)普儿”,朝鲜汉语教科书中还出现了“哺哩”“哺理”及重叠式“哺(铺)哩哺哩”;公文类书面文献中的书写形式为“普例、普律”。“普律(里)”是元代蒙古语和汉语语言接触的产物,经历了从元代汉儿言语到清代旗人汉语及老北京话的发展过程。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清代蒙旗教育教材的出版与使用情况初探

清朝立国后,为对蒙古草原上的民众进行教化,广发《圣谕广训》和《三字经》等蒙文译本。与此同时,一些浅显易读的儒学读本、启蒙读物陆续刊印,并在蒙古民间流传。社会上通行的并不规范的识字教育,使得这些读物客观上成为一些地方私塾的教本,彼此间传抄开来。清末新学制推行后,蒙旗地区开始出现新式教科书,或为蒙文教材的直接出版,或为汉文教科书的蒙文选译,尤其著称于世的是《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同时,还有些地区使用纯由内地引入的汉文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