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绅的“世纪之变”——以蒯光典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晚晴士绅群体的一员,蒯光典身上兼具新旧知识阶层的双重色彩。他在时代变革中自觉投身宪政改革大潮,创办金粟斋译书处,传播西学思想,在中西思想的调和中寻求近代中国振兴之路。但是,这种调和方式带有时代局限性,导致了他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具有先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最终未能彻底完成从旧知识阶层向新知识阶层嬗变的近代转型。

从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议员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论

晚清变法潮流中,蒯光典是一位极富现实感的人物,与理论先行的康有为诸人不同。其政治思想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旨在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后期则以议员政府、普及教育为归宿。在民生方面,主张减轻农民负担,权力退出商业运作;在革新行政方面,则主张“定则例”,即行政必须公开与透明。光典深知,为政之要在于政府与人民互相监督。经多年阅历及欧洲之行,终于得出结论:即英国式议员政府与普及教育、公共卫生二项最是根本,乃“周情孔思”。更以为,教育之目的绝非仅是培养精英,而必须提高全民素质;教育之内容则不在某一类的学说,而在基本的、科学的知识。如此看法,显已越出了士大夫传统之见。

吉城与安徽的缘分

吉城来合肥1908年2月19日,江苏东台学者吉城接到一封来自合肥的书信,写信人是李国松、李国筠和张子开(张文运)。吉城(1867—1928),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经史学家、教育学家、诗人、书法家、文博收藏家,光绪三十三年(1907)受淮扬海兵备道加按察使衔蒯光典(1857—1911)之聘赴南京,先后担任蒯氏家塾教师和南京上江公学教师.

清末两湖书院的改章风波与学统之争

清末两湖书院的改章,作为书院改制风潮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早已引起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本文则更关注这一过程中固有"学统"意识的接引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的时势激变,带来了"时务"之学的流行。代替传统书院的课艺,张之洞援引来自两江幕府的蒯光典,在两湖试行每日上堂、分班宣讲的新教学模式。然而,书院中出自粤东陈澧一派汉宋调和之学的梁鼎芬、杨裕芬等,与传承江浙"礼学"的蒯光典之间,围绕"文王受命"等经学命题,发生了激烈冲突。本文尝试从学术史角度,对这一笔记家乐道的轶闻进行解读,揭发人际争执背后"理学"与"礼学"升降的脉络。正是借助清代中期以降礼学复兴的资源,蒯光典提出古今中西"理必附礼以行"、"理各有在"的观念,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外,提出了另一条接引新学的路径。

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下)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上)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古籍書訊

《金粟齋遺集》(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九輯)(清)蒯光典撰,方孝玲整理,李霜琴編輯。黄山書社2019年12月版。蒯光典(1857—1911),字禮卿,號季逑,又自號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學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也是革新派、清流派重要人物。蒯氏通訓詁,精目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