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蒲安臣使团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派出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蒲安臣使团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有益于清政府设领护侨,改革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并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蒲安臣使团再认识

蒲安臣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首位使节的美国人。对于蒲安臣以及蒲安臣使团,以往一些学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予以批判。然从新史料中发掘新意,对蒲安臣使团应予以新的认识和评价——蒲安臣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它促进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沟通了中西间交流和往来;促使了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向近代外交礼仪制度的转变;也为清政府赢得了十几年的太平岁月。

蒲安臣使团和岩仓使团出访欧美结果和影响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清政府和明治政府先后首次派出大型官方使团出访欧美,时间均长达一两年。本文将从两个使团出访的结果和影响方面比较岩仓使团和蒲安臣使团的出访异同。

岩仓使团与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之比较

岩仓使团与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之比较严 钰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日本岩仓使团乘坐美国轮船“阿美利加号”，离开横滨横渡太平洋向美国驶去，开始了使团的欧美之行。１８６８年２月２５日，蒲安臣使团──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登上轮船“格思达噶...

浅评蒲安臣使团出国访问的历史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蒲安里使团出访的历史背景、国际反响和主要业绩等方面所产生的客观效果，阐明了其出国访问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和对中外关系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蒲安臣使团与岩仓使团在美活动比较研究述论

派遣使团作为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对履行政府使命、了解外国情况以及开展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蒲安臣使团与岩仓使团是中日在近代化改革中派遣的重要使团,通过对其在美活动的考察,有助于探究“门户开放”政策正式提出前美国远东政策的全貌,并追溯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同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不同结局为我们思考“内治优先”“内外兼治”的重要性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鉴于此,梳理学术界关于两使团在美活动的研究成果,除可考察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点和异同点之外,还能对中日近代化背景进行比较,进而了解美国因素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两个世界的碰撞——蒲安臣使团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发端

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下令海禁,此后,清政府绝大部分时间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始终以“泱泱大国”自居,维系着“天朝大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华夷体系,与这一体系之外的欧洲等其它国家,根本没有外交可言。然而,鸦片战争后,华夷体系受到挑战,清政府被迫以“平等”的关系发展与“有约国”间的关系。1868年2月,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以美国离任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组成,开始走出国门,出使与清政府有条约关系的国家。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由西华德起草的《蒲安臣条约》。本丈通过对蒲安臣出使各国所采用的礼仪以及条约的内容进行分析,还原其在近代外交中所扮演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的角色,力求给其以客观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浅谈蒲安臣与“合作政策”

19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中国推行合作政策,蒲安臣是坚定的推行者,主张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西方列强之间在华的合作与列强与清政府的合作结合起来,通过合作政策来维护各自所需的利益。

浅谈中法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

中国同法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逐渐完成的。历年来史学界对近代中外外交关系的论述较多,但对中法外交关系建立的专章论述却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对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做一平实的评述。

蒲安臣与中美关系

蒲安臣在华期间,不仅奠定了中美传统友谊的基础,而且还推动了中国人的赴美高潮,使中美关系进入相对良好时期。他在1861-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积极推行"合作政策",从而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和支持,也奠定了此后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1868—1872年他所率领的外交使团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向良性方向发展。

《纽约时报》视野中的天津教案

发生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举世瞩目的的外交事件,无论打死外国人还是捣毁教堂的数量,都是鸦片战争以来30年间最多的。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对其交涉和处理过程予以持续的关注,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报道。天津教案的发生使得该报对中国关注骤增,其相关新闻文本站在美国的立场去审视事件,建构了事件早有预谋、鼓吹列强联合对华作战、中国人普遍排外三个主要议题,带有鲜明的西方视角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西方的话语强势渗透于报道的字里行间。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

连线中国——丹麦船只在中国铺设海底电缆与引入电报始末(1869—1872)（英文）

本文聚焦丹麦—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数世纪以来,中国首次派遣的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于1869年10月在哥本哈根中途停留。本文探讨中国使节与丹麦的君主、政治家以及丹麦人民会面的历史情形,此次访问为增加两国之间的了解奠定了基础。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结果是为丹麦金融企业家卡尔·弗雷德里克·提特根将其企业——大北电报公司——引入中国而作了准备。虽然清政府反对引入电报,但由于提特根的对抗风格以及使团核心人物蒲安臣的支持,在蒲安臣使团访问哥本哈根仅一年后,丹麦船只就启动了在中国海底铺设电缆,并引入现代电信科技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