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组织化视角下美丽乡村建设探析——以蒲韩社区为例

本文基于农民组织化建设视角,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国内实践案例,分析了蒲韩社区的发展模式、经验教训,以期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资源依赖理论与乡村草根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实践为例

在"现代化""商品化""世俗化"日益成为主要支配机制的农村,一股新生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人注目,即由农民自下而上成立的乡村草根组织。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表明,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既依赖于乡村社会的需求强度、资源存量,也依赖于外界环境的友好程度和资源输入程度。依据资源来源的不同,可以将乡村草根组织的发展分为社会选择、市场选择、政府选择三种模式,乡村草根组织必须清晰判断自身的资源禀赋,努力聚合社会资源,积极善用政府资源,充分发掘市场资源,方能实现自身的培育和生成。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新路径——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为例

在实践中,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通过调研发现,其主要途径为:在合作供给中精准把握乡村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恰当地处理与基层政府、村委会的关系,成为服务农民的重要力量;在服务内涵中凸显民间组织服务的本土化、多样性、差异性特色,在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比政府更有力;在整合乡村现有资源中获得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条件,及时准确地为农户提供公共需求的种类、数量等市场信息,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在吸纳乡村社区区域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中扩大合作供给的主体,不断与外部民间组织、高校、专家团队等交流学习,通过项目合作方式,为社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研究——以成都市战旗村和运城市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新的乡村合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涌现。本文基于已有精英分类,充分考察普通村民的上升性和治理主体间的流动性,构建“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潜在精英”分析框架,增加“领导型—参与型”维度,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和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为比较案例,分析两类主流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尽管拥有较强的社会资本,但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不同治理主体拥有的资源及占据地位存在差别,集体经济发展良好、传统政治权威较强的乡村表现为体制内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集体经济发展滞后、传统政治权威较弱的乡村则表现为体制外精英主导的自下而上治理模式,但均以有效协商、联合行动及共同体构建作为主要治理路径。需根据村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合作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降低治理成本。

山西省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近年来公共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关切。搭建食品直销的"绿色"通道,成为保障食品安全和推进建设生态型农业发展的重大事宜。运用SWOT模型,分析山西省蒲韩社区发展现状,对运行CSA模式中生产、宣传、资金、销售等环节问题进行厘定,为山西省CSA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