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蓄妾习俗反映的士大夫矛盾心态

在儒家看来,无论男女,纵欲都是罪过,对所谓"义夫"的尊崇,正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正统观念。而夫权制必须保证男性单方面的性权利,蓄妾制便成为调和这一矛盾的妥协之举。妻妾共居使家庭矛盾重重,为解决这一矛盾,理学家述齐家之方,必首列严妻妾、分嫡庶一条,即以规定妾的奴才地位来换取妻及妻族的承认。士大夫一方面指责妇女的妒忌,将主动为丈夫纳妾的贤妻作为榜样,对妇女进行说教,但如果妻与妻族绝对不能容忍,丈夫仍有所顾忌,诉诸公堂时多以调解结案,也并未认定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往往扶妾抑妻,在事实上削弱妻的势力。家法族规中常见针对所谓"悍妒"之妻的条规,以为纳妾之男子撑腰,有的宗族甚至为纳妾提供物质资助。诸子平分的继承法使生子后的妾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若妾生子为官更母以子贵,或因封赠在家族中获得尊崇,如其亲生后代繁盛,甚至会混淆妻妾的称呼。至清晚期,"宠妾虐妻"现象已引起宗族的不安。

从出土墓志浅谈唐代蓄妾问题

蓄妾,是我国古代封建礼教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男子的一种特权。《旧唐书·后妃上》云:'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就是说当朝皇帝,除正妻皇后外,少说也有百余妃妾。

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间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朝云祭拜尊崇现象文化根源探赜

苏轼爱妾王朝云于宋绍圣三年病殁于惠州,芳骨长留惠州西湖栖禅寺下,其墓历代修葺不已,享祀数百年,文人歌咏之诗文汗牛充栋,几乎喧宾夺主,形成独特的朝云祭拜尊崇现象。这种现象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岭南独特的蓄妾文化及文人士大夫的畸形节操观念与心态是朝云祭拜尊崇现象得以滋生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