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评估环境规制效果的重要依据。在分析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以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及其影响途径。结果表明: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效应,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趋势,即环境规制在一定强度之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过于严苛的环境规制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多个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是可靠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创新能力能够提高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加大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健全自主创新体系,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

生态税倍加红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协同并进,是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本文在阐述生态税倍加红利理论发展溯源与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并借鉴国际生态税的绿色红利与蓝色红利之成功经验,探讨中国式生态税法倍加红利效应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