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寄身外报者的职业认同--以蔡尔康为例

本文以"职业认同"为视角,对我国早期寄身外报者从事报馆工作的职业意识与内在心路进行了探察,考察了他们"堕入"报馆生涯的职业动机、目的、认知、情感、价值观、角色认知,呈现了他们不得已从事报馆工作的内心矛盾、无奈与认同危机。为了能更有效地达到还原历史情景、回归历史现场之目的,本文特选择早期寄身外报者中的蔡尔康作为研究的聚焦点。

当日报界之人杰——蔡尔康新闻思想述评

蔡尔康作为晚清末年中国本土产生的第一代报人,他曾先后供职于《沪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等近代著名报纸,对新闻事业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非凡的实践。但蔡尔康却不受当时的业界和今日的学界所重视,对他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着重对蔡尔康的新闻理论和贡献进行梳理和总结。

晚清蔡尔康文化观略述

中华传统文化在晚清时日渐萧索,国人此时也萌生出“文化自卑”心理。报人蔡尔康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缩影,他在文化观念上由亲近传统排斥西方逐步走向提倡中西文化交融。作为将Karl Marx译为“马克思”的第一人,蔡尔康始终坚持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在办报、介绍西史、传播西学等方面都尽可能地坚持以东方文化为本位。同时,他提倡格致之道,希望借西方文化之精髓充实中国文化。

游历于中西之间的晚清报人蔡尔康

蔡尔康(1852-192?)[1],上海嘉定南翔人.在清末曾涉足<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四大报,自撰、翻译及经手刊文不下千万言,曾一度被誉为"上海华文报业中的最佳作家"[2],孙玉声在其<报海前尘录>中亦评价其为"恂当日报界之人杰矣哉".

《泰西新史揽要》译作的变通与重构

鸦片战争之后,由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译介的西方史学著作《泰西新史揽要》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并非直译原著内容,而是通过对语言的翻译与运用和对史事叙述的详略轻重进行了变通,并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的观念和形式,对原作进行了体例与内容上的创设性重构,使译作的价值超越了原著,更利于传播和为社会现实服务。

《泰西新史揽要》的情感化译笔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其情感化译笔的作用下,作品富有经世激情与古典雅情,加之合译融情,使中西两种文化在译文中达到了协和的交流状态,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在语言与诗学的层面上促进了译作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想的风行。

《泰西新史揽要》的诗学改写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译者采取的诗学改写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显性改写和隐性改写,使译文得以向译入语的主流诗学观念靠拢,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淡化了原语的文化侵入特征。

“西史东渐”的出版传播分析——以《泰西新史揽要》为例

在近代"西史东渐"的过程中,由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报人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是一个典型案例,对中国人阅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前后,《泰西新史揽要》凭借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以及两位译者和出版传播机构的影响,成为晚清销量最大的译著之一,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新知和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