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国民党“围剿”红军态势不断演进,红军面临形势极其危险。在此背景下,胡宗南所部第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被中共和红军设伏于山城堡等地。山城堡战役是国民党“围剿”红军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国民党各路军队未能协同配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战后国共对抗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山城堡战役评价过高是不适当的。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胡宗南对山城堡战役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才结束了对抗,实现了国内和平。

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舆论反击

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同时,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该书一出版,就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抗战后期蒋介石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怵惧和破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与中共有过一段官方层面的短暂接触。蒋介石对此十分怵惧,竭力阻止与破坏。他基于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及时局变化,先是竭力阻止,后用“拖”字诀,设置障碍。当美国与中共实现接触、有接纳中共主张的可能时,蒋介石坚决反对。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权衡利弊,时常有所让步。在多方因素作用下,美国最后又回到了“扶蒋反共”的老路。

民国时期蒋介石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与实践

蒋介石基于对国情的认知,重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农民艰辛的生产生活有所体察,曾试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纾解民困、改善民生,但其渐进式的方法与措施难收实效。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力竞争,蒋介石曾想拉近农民与国民党之间的距离,但国民党上下居高临下的傲慢与轻视,很难赢得农民的好感。蒋介石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还是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视农民为其兵源、粮源与财源等。最终,广大农民抛弃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引入概念史的方法与视角,统计与分析蒋介石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农民”一词的使用情况,是了解蒋介石在内地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与实践的一种途径。

约翰逊总统任职后期美台关于蒋介石“反攻中国内地”政策的互动分析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不支持蒋介石的“反攻内地”政策,但历任总统应对的策略有一定区别。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从来没有对该政策予以明确的否决,而是采取一种模糊的态度。美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到了约翰逊总统任职的后期发生了显著改变。随着1966年中期越南战争的白热化以及中国内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蒋介石不再以中国内地的状况作为游说美国支持发动“反攻内地”的首要理由,而是以中国台湾安全遭受内地的威胁为由请求美国加大对中国台湾的协防力度,并允许中国台湾当局对内地放手一搏。然而,此时约翰逊政府正致力于调整对华关系和严控越战规模,不希望给海峡两岸对峙的双方发出错误信号。于是,约翰逊一反前几任总统在该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于1967年3月对蒋介石“反攻内地”的政策予以明确拒绝,实质上终结了美台在这个问题上的商讨和博弈。

民国时期基督教界对蒋介石政治形象的建构与认同嬗变

从北伐到南京十年,带着对统一中国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期待,基督徒对蒋介石的政治成绩高度肯定,通过建构蒋介石英雄和伟人形象支撑起对蒋及其政权的政治认同。而西安事变和蒋走向联合抗日,特别是抗战对统一领导的呼吁,促使基督徒对蒋的认同达到高峰,其伟大领袖的形象进一步高大化。但抗战中后期特别是战后,随着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基督徒对蒋的态度发生了分化,部分人将他与国民党内保守派剥离,坚称他是自由民主派的代表;而部分人则将他视为民主的敌人,为建构新的政治认同铺路。

蒋介石争取新疆归顺中央的历史考察

蒋介石在执政之前即担心苏联觊觎新疆,执政之后便努力争取新疆归顺中央。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趁机加强对新疆的控制,没能如愿。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际,蒋介石计划通过签订盟约的方式来解决新疆问题,无果而终。不久,蒋介石利用苏联局势及其与新疆关系的变化来争取新疆归顺中央,终获成功。为了巩固新疆归顺中央的成果,蒋介石不仅在新疆迅速增强了中央势力,削弱了苏联势力,而且引入了美国势力,增强了英国势力。

论蒋介石、李济深决裂的因缘与影响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快速胜利,偏居广东一隅之地的国民党从边缘走向中心,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开始以中央自居,以领袖自认;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北伐期间留守广东,因位高权重而为蒋所猜疑。围绕着汪蒋合作、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政治分会存废、蒋桂战争等问题,两人矛盾迅速激化,终至不可调和,蒋介石随即将李济深拘禁,双方彻底决裂。蒋李决裂之导火线为蒋桂战争,远因乃是蒋介石志在中央一统,削藩集权,李济深却坚持巩固因战争而获得的地方实权。蒋李决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和地方权力长期颉颃的一个缩影,由此折射的军人政治和强权逻辑,反映了国民党集政治集团与军事集团于一身的特征,亦彰显了民国政治未能跳出武力逻辑之事实。

蒋介石从成都逃离内地究竟是哪天?

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到底是何日逃离成都,从此26年再没有回到中国内地,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关于逃离时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即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关于起飞地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即新津机场、凤凰机场。这些说法或者观点,各有史料证据,争论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公认,网络炒作也很厉害,各说各话。经过长期调研,多方求证,我们确定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从成都凤凰机场起飞,当晚抵达台北,是可信的结论。

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为抑制快速飞涨的四川米价,1940年7月之后,在四川省政府不断加强粮食管控的同时,蒋介石亲自主导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行动。但是,此时川省囤米的主体已由商人扩展到社会多个群体,各阶层民众怀着不同目的参与囤米,全面禁绝囤积遂成为一道难题。蒋介石一方面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矛头直指各县潜在大囤户,下令对其进行调查,以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对涉嫌囤积的官员加以持续调查和严厉训诫,并于12月处决了背景相对单纯的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以此暂时平息民愤。不过,蒋介石关于大田主和积谷户的普查行动,因地主抵制、县府拖延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严查川省涉嫌囤积官员之举,亦因央地关系微妙而演变成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中的顿挫,缘自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在反应速度、治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上的不足。而禁囤抑价的成效甚微,导致朝野均不太认可蒋介石的努力,转而呼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瓦解囤积居奇的基础。此后国民政府实施的田赋征实政策,正与此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各地米粮的囤积。因此,并不能全部以时人对蒋介石的批评来衡量其查禁囤积的意义。

修身与养生: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蒋介石研究

由于政治环境和档案资料的不断变化与开放,蒋介石研究不断从“险学”走向“显学”,关注其政治等公领域的研究成为热点。然而,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亦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日常生活涉及诸多层面,主要有读书写作层面:修身体悟持久练笔;作息饮食层面:生活规律崇尚节俭;强身健体层面:多元方略运动健身;休闲旅行层面:游玩养性心旷神怡;内修静养层面:锻炼静坐调养身心等等,以上涉及蒋介石修身与养生的层面具有多元与持久的特质。其修身与养生的培养对其思想与性格特质形成,以及对其后事业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梳理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这一“私领域”,对观察其“另一历史面相”与全面认识、评价蒋介石都有借鉴作用。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形象的变化——以《盛京时报》为视角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政府在华宣传的舆论工具,在报道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蒋介石予以高度关注。随着西安事变的发酵,蒋介石的形象在《盛京时报》报道中也出现相应变化。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他被囚禁无疑向外界释放出政府动荡、官员意见不合的信号。日媒通过污蔑蒋介石政府首脑的形象来降低国民政府的威信并扰乱中国时局,企图浑水摸鱼,从中获利。然而随着蒋介石被释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顺应时代潮流下就此成立,此后全国民众上下一心,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日本之阴谋随之破产。不同阶段《盛京时报》对蒋介石的评价态度,可以窥见日本视野下的西安事变,折射出这一时期日本之对华政策。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凶终隙末:蒋介石李济深关系探微

在1920年代，蒋介石与李济深在走过一段较长的密切合作和相互扶持历程后，转而以凶终隙末收场。两人关系始于陈炯明粤军时期，历经东征、讨伐刘、杨、北伐、宁汉分裂、“分共”等重大战事和变故，总体上仍属密切及良好。从1927年“张黄事变”起，蒋李矛盾开始凸显。1928-1929年间，随着北伐成功后国民党集权统一进程加快，中央谋划削弱与收取地方权力及利益，蒋李两人及宁粤双方关系骤然趋紧，复因蒋桂之争的勾连及相互激发，双方矛盾开始激化。到1929年3月，在蒋桂关系实际破裂之际，蒋介石以“通桂谋叛”为名，扣押了李济深，宣告两人关系最后破裂。扣李事件实为蒋李个人恩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蒋桂派系之争等多方面因素累积及影响的结果。

蒋介石对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之应对

国民党退台后,撤退了南沙群岛守军,大陆亦未填补军事真空。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趁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之际,侵占南沙。退台后的蒋介石首先谋求"外交"手段予以解决,但菲律宾反而公开宣称占领。蒋介石决定派遣海军巡弋南沙,并重新驻兵太平岛,有效维护了南沙群岛的主权。然而,因受制于国共对立与美、台、菲三角关系,台湾军事实力尽管超越菲律宾,却未能彻底阻止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侵夺。永久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之道,在于海峡两岸共同携手,精诚合作。

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

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研究蒋介石的农村合作化思想。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分析蒋介石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主要内容、合作社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以及中体西用式的合作教育 ,从中揭示其开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质就是加强专制统治 ,调和阶级矛盾 ,抵制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从美国档案看中共、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

抗战爆发后,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政治角力随中共、民盟等的渗入更趋复杂,蒋介石很难藉抗战遂自己统一国民党的目的。面对中共、西南势力、民盟的政治包夹,蒋介石逐渐成为权力竞逐舞台上的孤独舞者。此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态度。同时期美蒋关系的裂痕,使美方非但无意助蒋,反而欲扶共抑蒋。事实上,战时西南势力与蒋的政治对抗及美国的作壁上观,不仅凸显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失道寡助,还清楚地表明他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巨大危机,意味着抗战结束前一个有明确指向的反蒋统一战线已悄然成形,这对战后国共关系及国内政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为后来西南势力军事起义和民盟选择中共埋下历史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