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蕃学教育

"蕃学"所指有三。蕃学教育特指在边疆地区、外来族群集中地区为这些族群专设的官办学校教育。宋代蕃学教育分布于青、甘等西北,泉州、广州等东南,荆湖、黔南等西南地区。宋廷制定具体措施,保障蕃学教育师资。教学内容注重照顾到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在教育原则上强调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宋代蕃学教育主要实施于神宗、徽宗等积极开边拓土时期,是军事手段开疆拓土之外,通过文教加强教化,促进族群认同的重要措施。

北宋河湟地区蕃学教育考述

宋神宗熙宁年间,河湟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突显。为了加强统治,北宋在此地开始置蕃学,推行文治教化活动。作者认为蕃学的设立和宋王朝的治边方略密不可分,它始终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蕃学的设立还具有一种开创精神和积极的历史意义。

浅谈宋朝的蕃学教育

"蕃学"是汉族中央政权面向少数民族和外邦而开设的实施儒学教育的官方机构。它并不完全产生于宋朝,却在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教育传播与推广中嬗变,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延续和发展。本文试从"蕃学"教育的视角,来认识宋朝的文化交流状况。

宋神宗时期在河湟地区兴立“蕃学”的必要性

河湟地区是内地通往青藏高原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北宋中期更成为宋、夏双方的争夺之地。宋神宗时期,发动熙河之役,并开始了对河湟地区的全面经营。作为边地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教治理势在必行,熙宁年间(1068-1077)始在河湟地区建置少数民族蕃学。文章从完善蕃官机制、推行汉法、实现"蕃族"全面封建化和实现"汉蕃一家"4个方面分析了"蕃学"设立的必要性。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宋朝伊斯兰教政策述论

有宋一朝,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等宗教多元并存。朝廷对伊斯兰教比较宽容,管理教徒的政策也较为完备。其政策包括在教徒聚居区实行蕃坊制度,为教徒提供完善的教育条件,并且允许教徒参加科举;同时,也对伊斯兰教徒进行限制:禁止他们兼并土地,还一度禁止他们与中国人联姻。宋朝廷实行伊斯兰教徒管理伊斯兰教徒的特殊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华民族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域外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进了族群融合,成为稳定社会的一个要素,同时也促进宋朝与海外的交往,提高了中国的影响力。

略论西夏的儒学

西夏儒学是西夏史中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作者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就西夏儒学兴盛的原因、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特点、历史作用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略论荆公新学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北宋时称为新学。熙宁年间,随着王安石执政,新学在思想界取得了统治地位。王韶开拓和经略熙河,使新学开始进入了河湟地区,后宋廷又在此设立蕃学,新学在河湟地区进一步传播开来。本文从王韶与新学的关系以及蕃学与新学的关系等入手,对北宋收复河湟以来新学进入与传播的基本情况加以整理,阐明新学的传入对河湟地区深远的历史影响。

略论宋神宗时期西北开发中的文化因素

北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变法派展开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军事活动,成为变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王韶开拓熙河,由于提出复河湟、灭西夏的重要主张而受到有着同样愿望的宋神宗和为振兴国势、力行变法的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到战后熙河地区的开发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宋王朝的大力支持。宋王朝在西北地区不单注重对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且注重对蕃部少数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及中原封建文化、科技的传播,并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特征。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从穆斯林的作品谈起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生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早期穆斯林主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为了能写诗作词,踏入仕途是无心插柳。从无心之举到有心为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明代以后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穆斯林开始主动学习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影响之深,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而明清时期伊斯兰汉文译著活动中,"以经附儒"现象的出现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的高潮。

论汉族士大夫在西夏政权中的作用

西夏,从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迄至1227年亡于蒙古,历时347年(881—1227)。较之同时代的辽(916—1125)、金(1115—1234),宋(960—1279)诸朝,可谓长治久安了。清朝学者赵逢源便云“河西李氏自思恭授(?)于中和,仁福析珪于乾化,传至元昊,跋扈鸱张,僭称尊号,凡十世而降于蒙古,自古偏偶窃据,享国传世,罔有若是之历年多者。”西夏之所以能够立国长久,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其中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大量擢用汉族士大夫(即知识分子)从而扩大了西夏统治阶级的基础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本文拟对此略陈管见,不妥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斧正。

论王安石在甘肃民族地区的文教开发政策

在民族地区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措施。王安石执政期间,在甘肃民族地区创办蕃学、因俗而治,改变过去羁縻政策中的民族偏见,增进了汉蕃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对于实现甘肃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在西夏党项羌族文化中的地位、特征和局限

西夏党项羌族政权儒佛并尊,通过官僚体制、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和途径积极地融入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是其重儒崇儒的鲜明特点。一定程度或意义上,西夏儒学代表着我国历史上党项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只是蕃表儒里的西夏党项羌族在蕃汉文化逐渐地密切融合中,其儒学发展水平还远滞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儒学,儒学文化精神未遑能够走向更加深入。

民族文化交流对西夏教育的影响

西夏地处西北边陲，曾创造过具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西夏人与周边各族的积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夏文化教育的发展，突出表现于崇佛纳儒对西夏文字产生、推广的影响和对西夏的蕃、汉学教育等方面的影响。

论西夏的文化教育

西夏虽崇尚武力、“以武立国”，但由于得到西夏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受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诸多因素的决定和影响，西夏的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兴“蕃学”，办“汉学“，培养了一大批“蕃汉兼备”的统治人才，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教育的特点，为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光明之城》与南宋泉州社会

《光明之城》的出版,轰动了国际汉学界,并引发了对于手稿真伪的剧烈争论,这是正常的。《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全世界已有近三百种手抄本和译本,但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争论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就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关于《光明之城》的争论刚刚开始,对它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一《光明之城》之我见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光明之城》的手稿是伪造的,它对宋末刺桐历史的描述是错误或不真实的。

吴稚晖与《何典》

《何典》是一部很幽默的吴语小说,开头就是：＂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鲁迅、胡适、林语堂、吴稚晖、刘半农等人都喜欢这本书。《何典》原书的跋上说：＂《何典》一书,上邑张南庄先生作也。先生为姑丈春蕃贰尹之尊人,外兄小蕃学博之祖。当乾嘉时,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为之冠。＂现在一般认为此书为上海人张南庄先生所著。我手上的这部《何典》是在孔夫子网上淘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是《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