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子良永明中後期的奉法与弘法--以萧子良与诸人来往书信为中心

南齊武帝蕭賾永明七年,竟陵王蕭子良感夢佛牙之後,奉法和弘法的態度有了較明顯的變化:奉法更加虔誠;弘法的願望也更强烈、自覺,態度更加堅決,並且以弘法爲己任,其弘法理念、方式也隨之改變。通過對蕭子良與劉虯、孔稚珪、何胤等人往還書信的考證(寫作時間)、分析(内容緣起)、梳理(次序),對蕭子良永明中後期的弘法理念、弘法過程、方式,有了大致的瞭解。結合《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諸僧傳以及諸佛經目錄等所載蕭子良載弘法實踐,對他永明中後期的奉法與弘法活動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文选》不录张融之作的历史考察——兼论萧衍的忌刻个性及其在萧子良集团中的实际地位

张融是南齐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甚丰,质量亦高,却无任何作品入选《文选》,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萧衍在萧子良集团中实际地位很低,一系列的恩怨使他对后者产生了仇恨。其忌刻的个性,又使这种仇恨兼及了与萧子良关系亲密的张融,这导致《文选》编纂者不敢擅自选入张融之作。其次,张融个人的文学审美趣味与《文选》的选文标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离,导致《文选》编者主动摈弃张融之作。

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从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出发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因次孙年长而得萧道成重用,短时间内从低阶府佐成为方面之任。萧赜即位后更委以重任,先后出督南徐、南兖。永明二年、四年,先后以护军、车骑将军兼司徒,以司徒府为依托盛选僚佐。五年正位司徒前,西邸核心成员多已入司徒府,各类文学活动也已颇具规模。而开西邸只是将活动中心转移至西邸,规模和声势持续扩大。此后天下文士汇集西邸,一个以府主萧子良为主导,以其僚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逐渐成形。究其形成之因,实与萧子良建元、永明时期政治地位逐渐提高有直接关系。以此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重新审视南朝其他文学集团,对南朝乃至中古时期的文学集团会有新的认识。

南齐萧子良、竟陵八友及新潮“杂体”书

本文从南齐萧子良与永明时代竟陵八友的渊源关系入手,探讨萧子良、竟陵八友文学主张与他们书法实践的关联。指出萧子良、王融等人关于古今杂体的著述,与永明文学"涂绘古典,竞须新事",都是当时的新鲜事物。文章认为,南朝的杂体书法不仅和参与者多为擅长古文字的书家有关,还从书法外延与绘画混合,进而成为书坛的一股新艳潮流。文章对这一历史现象展开了分析,认为"杂体既资于画,所以附乎书末"是历史的必然。杂体书相当于古代的美术字,虽非主流,但今天仍流传于民间,其中内含的艺术价值仍亦应得到重视。

佛教文獻所載往還書啓的文本及其歸屬——從蕭子良的一篇“佚文”談起

《弘明集》卷一一載蕭子良與孔稚珪幾次書信往還,其中普遍被認定的孔稚珪第三啓,實爲蕭子良對孔稚珪第二啓的回復。究其混淆之因,乃是早期刻本藏經於孔氏第二啓開頭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與"珪啓"兩處的差異,至明吴惟明刻本妄改文本、妄加標題,誤導此後的輯佚、整理與研究。此外,因江南系統大藏經的第一啓末之"謹啓"與"事以聞"被割裂開,導致該啓與第二啓的尾首切分均誤,故兩啓的文本須重新寫定。實際上,佛教文獻所載類似往還書啓、表箋等文書甚多,故而在研究中要注意選用早期寫刻本藏經,並核對文本尤其是首末題署等關鍵信息,以避免類似混淆文本與歸屬之情況。

论萧子良、梁武帝对佛教音乐本土化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为当时佛教音乐本土化所做出的贡献为研究对象,梳理、分析,试图勾勒出南朝齐、梁两代佛教音乐发展的概况及其本土化的具体表现与特征,以窥见南朝佛教音乐的发展概貌。

萧子良集团与南朝佛教发展

萧子良集团是南朝极具特色的文化组织,它由竟陵王萧子良引领,吸纳了众多优秀士子和文化高僧。这些人从事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对南朝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突出表现在:理论上义学发达,玄学色彩浓厚,三教融合趋势明显;实践上注重修行,信仰虔诚,信众激增。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交游考

作为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核心成员,任昉与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等人均有交往。萧子良过逝后,任昉作《文宣竟陵王行状》,高度肯定了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和招士活动。萧衍建梁后,任昉任吏部尚书,成为梁初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任昉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重视学术和文学、为官清廉的传统延续到梁朝。

萧子良研究的几个问题

齐武帝初欲传位于萧子良 ,但害怕因此骨肉相残 ,而可能导致江山易主 ,最终还是立太孙萧昭业为帝。萧衍背离萧子良的原因在于竟陵王实力太弱 ,而不全是萧衍为了雪父耻。萧子良的失败与齐武帝疑忌皇室成员 。

萧子良开西邸时间考论

萧子良开西邸、集学士,是齐梁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文章即以西邸为观照对象,主要涉及萧子良开西邸的时间与地点。其中,萧子良开西邸的时间有永明二年、永明四年和永明五年等不同说法,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论点详加考证与辨析,最终认为萧子良至迟于永明二年开西邸。此外,萧子良西邸在鸡笼山,文章对此亦提供了新的材料。

周颙卒年新探

在中国古典律诗发展史上,周颙应占有一席之地。其《四声切韵》一书较早提出了四声之目,嘉惠于学林颇臣。梁武帝萧衍不谙四声之说,特意问周颙之子周含“何谓四声”(《见梁书·沈约传》),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周颙实是四声的发现者。可惜,关于周颙生卒年,史传没有明确记载,所以歧说不一。《南齐书》本传仅云:“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王俭于永明三年领国子祭酒,七年五月卒。据此,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推断周颙卒年“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甍逝之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先生据沈约《与约法师书》中“去冬今岁,人鬼见分”一句考订周颙卒于永明六年冬。(见《沈约年谱》)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曹道衡一清赵翼《二十二史记》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提到了丁贵嫔死后梁武帝和昭明太子关于墓地事件的纠纷，认为属于“多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之例。的确，这件事不但在梁代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而且对研究《文选》编...

佛教净土思想与南朝崇尚洁净文风

佛教净土思想在南朝得到广泛的传播，南朝文人普遍持净土信仰，他们在表现自己的转生理想时，对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均有涉及。南朝文人在接受净土信仰的过程中，宗教和皇族社团起了重要作用。南朝文人追求不染的人格，选择皎洁的物象，赞赏简净的笔法，由此形成文坛上崇尚洁净的风气。南朝文人具有自觉的反污染意识，怀着忏悔心理和负罪感，同时，还对莲花意象赋予带有净土色彩的美学内涵。南朝山水诗所表现的洁净之美，经历了由粗糙到完美的发展历程。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反对绮语而提倡简净，这种主张可以从净土思想那里找到渊源。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考析——兼论“行状”的文体特征

行状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为死者门生故旧主动或应邀而撰,目的为表谥。史料具有可性信,情感具有真挚性。但作者的身份和情感又使行状对史料的选择具有倾向性。《文选》“行状”类唯收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文,状主萧子良生前身后复杂的政治生态,在本行状中有曲折的透露。

论王俭与“竟陵八友”的形成

一般定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组成的“竟陵八友”,是南齐永明年间由竟陵王萧子良召集形成的文人团体。但其实,“竟陵八友”的雏形,早在王俭身居宰府,掌选职,又兼领国子祭酒时就已经初具规模。后来被王俭拉拢团结的萧衍、谢朓、任昉、萧琛等人纷纷转入竟陵王府,倒向竟陵王萧子良一边,最终形成“竟陵八友”。这其实是皇权和王俭士族相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齐武帝忌惮王俭势力扩大,扶植二儿子竟陵王萧子良以打压王俭的一台好戏。探究“竟陵八友”的形成,可揭示永明年间皇权一面利用士族、一面又打压士族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

论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体育风尚之差异

论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体育风尚之差异卢鹰陕西省委党校文史室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长期的政治对峙和军事对抗，及两大区域经济状况、社会环境、整体价值取向与民族生活习俗的诸多不同，使两汉以来已初成体系的中国传统体育风尚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并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出...

《净住子净行法门》的仪式研究——以道宣《统略法门》为中心

萧子良所作的《净住子净行法门》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仪式研究的重要资料。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净住子净行法门》的仪式内容和结构重新加以探讨,可以考研出《净住子》三十一门并不存在仪式内容与非仪式内容的区别,而是首尾一贯地与仪式直接联系。《净住子》对应的仪式性质为忏仪,其格式为五悔。其中五悔固有的忏悔仪节被改造为围绕忏悔的一系列仪节,大大加强了仪式的劝善作用。这种作法对于《慈悲道场忏法》的仪式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通过比较了《净住子》与《十住毗婆沙论》的仪式思想,还可看出萧子良对其所作的发展。

范缜《神灭论》发表年代的考辨

《神灭论》是中国无神论史上的不朽名篇，对于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学术界有较一致的肯定的评价，但关于它发表的年代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全面的考查和论证，认为《神灭论》有旧作和新作之分。首先发表于南齐武帝时的为旧作，而于梁武帝天监六年发表的则是经过修改、补充的新作，由此说明范缜《神灭论》思想在成熟有一个逻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试图解答关于它的发表时代的长期争议的悬案。

观莫高窟说法龛——彩塑、壁画反映的哲学上的斗争

有幸在敦煌莫高窟住了近一个月,向所长段文杰、研究员史苇湘同志请教,他们向我介绍了254窟(北魏)和249窟(西魏)中的说法龛。249窟说法龛彩塑释迦佛像一尊,身披红色袈裟,闭目沉思,两手作势(予愿印、施无畏印),背后佛光融融,状似说法方毕。在释迦左腿一侧绘鹿头梵志,身长方可过膝,绿髻浓髯,赤身跣足,肋骨嶙峋,手托髑髅一只,愁眉苦脸,满腹狐疑。第254窟说法龛彩塑和壁画与此略同。佛经经文幽晦难解,为使经义通俗化、形象化,便把经文、故事转变成绘画,这叫“经变”。说法龛就是《大藏经·阿含部》一个故事的“经变”。《大藏经》记载释迦牟尼与鹿头梵志辩难情况如下:

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在齐梁文坛上,任昉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成就并不亚于谢朓、沈约,所谓“沈诗任笔”(《诗品》)或“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梁书·沈约传》),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梁简文帝萧纲在给湘东王(元帝萧绎)的信中曾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即使在北朝,人们也认为他是梁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北魏济阴王元晖业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所以北齐文人邢劭和魏收,一个爱慕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