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梵歌》的伦理道德观解析

《薄伽梵歌》是印度最著名的经典,它不但是宗教文献,也是印度人从古至今的精神依靠和生活指南,被现代印度人尊为他们的"圣经",几千年以来一直流传不断。《薄伽梵歌》包含着复杂的印度古代正统派的哲学思想,它还具有丰富的伦理道德的说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也是宗教修行的典范。本文根据《薄伽梵歌》一书,将其伦理道德思想理论做出了整理和归纳,充分挖掘其合理的成分,分析它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由此使我们了解到同属东方文明古国的印度其伦理道德观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怎样影响其社会发展进程的。

出世入世的张力之美——论《薄伽梵歌》中黑天的世俗观

印度教在整体上倾向于出世,但披着"不执着"外衣的入世精神也不可忽略。《薄伽梵歌》的魅力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主要原因之一是黑天提出了振奋人心、积极进取的行动瑜伽(karma yoga)。干脆利落的行动瑜伽是《薄伽梵歌》的主体精神,但其前后分别被灵魂不死的智慧瑜伽以及梵我同一的虔诚瑜伽所牵引,仿佛带着镣铐跳舞。黑天反对消极避世,而把积极行动的原因归于"灵魂如衣服",把行动的本质定义为向神的献礼。入世的两头被出世牵引,形成强大的张力。

同源异流——《薄伽梵歌》与《道德经》产生背景的比较

有着"古印度《道德经》"美誉的《薄伽梵歌》是古印度文化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么,深究《薄伽梵歌》与《道德经》产生的自然观、社会意识及社会人文背景,我发现两者在不同地域、语言、文化背后的同源异流。

拯救与涅般木——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与《圣经》和《薄伽梵歌》的互文关系

《四个四重奏》是T.S.艾略特创作后期的代表作,尝试通过信仰的重建为人类社会建立一个永恒的理想模式。《四个四重奏》从主题和结构等方面与不同时期的东西方宗教著作形成互文关系。本文借用狭义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方法,解读《四个四重奏》与基督教《圣经》及与印度教《薄伽梵歌》之间的互文关系,以透析来自东西方不同时空的两种宗教观在《四个四重奏》中"难以置信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根源和意义。

印度婆罗门哲学经典《薄伽梵歌》藏译本研究

我国西藏对印度传统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藏文文献中很少能看到印度婆罗门教经典。20世纪中期根敦群培大师打破传统的翻译僵局,把印度著名的哲理诗《薄伽梵歌》翻译成藏文,为我们了解婆罗门教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文献依据,为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增添了光芒。然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文化语境,使这部梵歌的藏译本一直是残缺不全,未受关注,甚至存在误认现象。对这部《薄伽梵歌》藏译本进行分析和考证,将进一步体现这部梵歌的价值及其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性。

论《薄伽梵歌》中的平等观与种姓制度

在《薄伽梵歌》中,黑天为劝导阿周那参与战斗,提出数论哲学、吠檀多哲学与瑜伽哲学三位一体的哲学理论与宗教思想。他一方面肯定了万物源于梵的平等思想,另一方面又借助数论中原人与原质的二元区分与原质三性解释种姓制度的由来。于是产生了平等的本体论与不平等的道理伦理安排之间的紧张关系。20世纪的提拉克、阿罗频多、甘地和安培德卡尔都对《薄伽梵歌》中的平等观与种姓制度进行过讨论。除安培德卡尔全然批判《薄伽梵歌》与种姓制度外,提拉克、阿罗频多与甘地都主张种姓制度最初仅为社会分工。提拉克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支持履行种姓达摩;阿罗频多认为个人应依其天生本性,遵循自法,超越三性的束缚实现精神圆满;甘地主张对种姓制度做完美道德的诠释,呼吁通过道德提升来解决种姓制度带来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个人本性与品质的不同来构建一种存在差异但并非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从而消除《薄伽梵歌》中平等观与种姓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类诠释以一种想象的理想种姓制为基础,或许只是对传统的一种美化解释。提拉克、阿罗频多与甘地对《薄伽梵歌》与种姓制度的解释在独立前有利于团结民众反抗英国,但在独立后相较于通过宪法保障公民平等权与自由权的做法,则显得非常保守。

《薄伽梵歌》及其宗教思想探析

“每当我独自面临绝望,不见一线光明之际,我便回到《薄伽梵歌》中去搜寻那些诗句。虽然置身于压倒一切的悲剧中,我们会微笑起来。我生命中满是外在的悲哀,但它们却未曾给我留下明显的或是不可磨灭的创伤。我以为这都得益于《薄伽梵歌》的教诲。”

从《薄伽梵歌》窥探《摩诃婆罗多》的印度教存在主义蕴含

以《薄伽梵歌》为切入点,窥探《摩诃婆罗多》中的印度教存在主义蕴含,通过"瑜伽与自由选择""梵我同一与存在先于本质"以及"烦恼与荒谬、痛苦"三个方面的论述,对印度教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做出相关比较研究。

欧美商业新“圣经”：从《孙子兵法》到《薄伽梵歌》

印度古书《薄伽梵歌》新近变成了哈佛、沃顿等商学院的必修课，并成为欧美大企业总裁及高管的必读秘笈。之前，占据这一席位的是中国的《孙子兵法》

早期中印哲学比较——以《薄伽梵歌》为例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薄伽梵歌》作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第六篇"毗湿摩篇"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化成印度教一部独立的经典。此时中国思想也呈现"百家争鸣"的大繁荣。在早期中印哲学中,尽管其产生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相去甚远,但就其思想内容和义理来看不乏相似之处,如《薄伽梵歌》的"梵"与老子的"道",《薄伽梵歌》的智解与道家的境界说,《薄伽梵歌》的"无执之行"与老子的"无为"等。

《薄伽梵歌》与领导力

在新时期的商业环境中,《薄伽梵歌》越来越受到商界人士的追捧。本文将通过对《薄伽梵歌》内容的分析,从领导者的基本素质、行为、情商和对组织的领导等几个方面,介绍书中关于领导力的若干思想。为领导者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薄伽梵歌》的主要教义

作为哲学与宗教文献的《薄伽梵歌》，它最为深刻的教义是必须履行作为正法的“达磨”（Dharma）。夏尔玛曾经认为：“《薄伽梵歌》的核心教义可以用安妮·贝森特的一句话来作出美妙的概括：‘它意味着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可以从他对于物质对象之舍弃这种低层次的舍弃（renunciation）而进入于各种欲望均已止息的更为崇高的舍弃，在这种状态之中，

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思想比较——以儒道典籍和《薄伽梵歌》为参照

从中国的儒道典籍以及被誉为"古印度《道德经》"的智慧典籍《薄伽梵歌》出发,能发现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思想在人性善恶关系、利义关系、万物本源的哲学核心、人生追求的终极境界和生死轮回的观念等五个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不过,由于语言、文化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不同,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道"与"梵"的阐述方式差异、人格意识差异、追求"无为"的动机差异和实现和谐的方法差异。

《薄伽梵歌》中的身体思想

《薄伽梵歌》通过对阿周那是否应该参战这一问题的思考,试图弥合世俗生活要求与宗教超脱精神的矛盾。在利用数论思想重新定义人的身体的前提之下,《薄伽梵歌》倡导瑜伽思想,力图通过梵化的身体行动使人的自然肉身转变成梵化的身体,而俱卢之野的战争则可视为梵化的身体杀死自然肉身的隐喻,也是瑜伽思想的示例。《薄伽梵歌》通过宣扬瑜伽思想即身体梵化的方法,把宗教超然精神与现实生活实践面向巧妙结合,目的是规范人们的现实生活需求,并且最大程度地发挥身体实践的力量,从而使满足世俗生活需求与奉行宗教超脱信念达到完美的结合。

老子之“道”和《薄伽梵歌》中的“原人”比较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宗教哲学的圣典,数论和瑜伽是其核心内容;《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原人"和"道"在这两部经典中是核心概念。本文概括和确定两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并从本体论性质、本体论的意义及相关的人生论三个角度对两个概念和各自所属思想体系进行比较。所探索的问题和结论,有助于开拓《道德经》文本解读的空间,对进一步揭示以中印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内在特质有所启发。

权威的经验与经验的权威--论《薄伽梵歌》与现代“宗教经验”的对话

《薄伽梵歌》是绝大多数印度教传统中的重要宗教典籍,本文将其视为在方法论意义上培养人们“宗教经验”的手段,并以此开始努力挖掘《薄伽梵歌》与后现代重构主义的关联性。为此,本文试图处理权威与宗教经验之间的张力,笔者认为张力的最终解决是个人与《薄伽梵歌》的言说者薄伽梵奎师那合一。在这种合一中,无论是正常的经验,还是超常的经验,都让位于一种永恒的经验,即奉献(献身性的沉浸)。

汉学与印学 殊途同归——读《薄伽梵歌》译者序及其他

徐梵澄先生译出印度教圣经《薄伽梵歌》,时在1950年的贝纳尼斯(瓦拉那西)。出版于1957年,南印度埠地舍里。1988年中国佛协版译者序说此书:"盖挥汗磨血几死后得之者也。"先生彼时有诗《支颐》表其心境:"抵死孤呻弥海角,填膺灵气拂云端。"《薄伽梵歌》的故事并不复杂,是说印度古有大部落句卢,以贺悉丁那普(今德里所在地)为首都。国王名逖多罗史德罗,目盲,其子名朵瑜檀那,刻薄寡恩,驱逐已故前国王也是他的叔父的五个儿子流放于外,达13年。本来他的堂兄弟应分得一半的国土,可是朵瑜檀那不予,于是五兄弟乞五邑以自安。

《薄伽梵歌》、《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出版

今年6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印行了两本书:①《薄伽梵歌》,徐梵澄译,定价3.00元,②《安慧〈三十唯识〉疏释》,徐梵澄译,定价1.50元.需要者可以汇款到北京市宣武区法源寺佛经流通处邮购.

《薄伽梵歌》研究

克里希纳神出生在印度一个刹帝利族的家庭,是毗湿奴在印度神话中的十个化身之一,又称为黑天。克里希纳道出的《薄伽梵歌》属于吠檀多派典籍。文章依据相关藏汉文献探讨了克里希纳(黑天)与藏传佛教大护法神摩诃迦罗(大黑天)之间有无关系的问题,探讨了《薄伽梵歌》的发展史及其藏译的过程,及其藏文译本失传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其汉文译本和藏文译本各自不同的特点。

菩提达摩的《入道四行观》与《薄伽梵歌》——以印度教毗湿奴派的视角看禅宗

在中国,菩提达摩被尊为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出身印度婆罗门阶层,之后皈依佛教,公元475年左右,他从南印度来到中国南方。菩提达摩抵达中国时,佛教在中国已经枝繁叶茂,广为流传。那时,已经有数千座佛教庙宇和数万名僧人遍布神州大地。不到50年之后,中国北方的政权曾经做过一次统计,那时候庙宇的数量已经增长了4倍,僧人数量达到200万。(Pine,1987,X)显然,这样快速的增长源自中国统治者的支持,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