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

在中国,"情理法"观念或思想贯串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代。近代沈家本、现代谢觉哉,各代表一大转捩点。处在中西、新旧两个转捩点上的沈家本,一方面努力寻找中西法律、法学之"形成基础"的差异性——经验与学理,俾其互补;另一方面更注意发掘中西法律、法学之"构成基础"的共同性——情理,使其互鉴;得出"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及"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的重要结论,并提出"融会贯通"中西的策略,形成了建基于传统并希图超越传统的新型"情理法"观。"情理法"是古代中国的法哲学问题。当今的我们,要促进这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思想、理论得到拓展、升华,使其在全新的环境下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案件的政治学:大司寇薛允升的司法技艺

晚清著名律学家薛允升不仅对旧律有着精湛研究;同时也是任职刑部长达38年之久的模范官员。在江宁三牌楼案中,薛允升采取"自我封闭"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司法策略,不仅营造了相对独立的司法场域,排除外部可能存在的干扰,而且法律论证严谨有据。在太监李苌材案中,面对光绪和慈禧的指责,薛允升不仅展现了道德勇气与担当精神,其论证也充满政治智慧。

薛允升的律学研究及其影响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是中国近代法制改革的先驱者。他生于嘉庆２５年，卒于光绪２７年（即公元１８２０～１９０１年）。咸丰６年（１８５６）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６年（１８８０），应召为刑部侍郎，１９年（１８９３）、２６年（...

薛允升论丧服制度及其在执法中的运用

薛允升为清代著名法律家，又是清代研究丧服制度的专家。著有《服制备考》，专讲丧礼与服制。薛允升认为，丧服是礼的极重要部分，是礼仪、人伦的集中表现。薛克升的服制思想的特点是重本宗，讲究嫡庶，并认为服制为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实际，不能不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他认为判定罪名的轻重，应以服制亲疏为转移，但作为一个法律家，他又希望摆脱礼法结合，实行法律面前平等。

薛允升及其《读例存疑》

薛允升是清末著名律学家。《读例存疑》是他精研《大清律例》的重要成果。此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法贵简易持平、有治法尤贵有治人、律例应当允协划一、刑罚世轻世重因时损益等法律思想 ,对清末修律产生过重大影响。

薛允升论执法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薛允升（１８２０～１９０１），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他于１８５６年（咸丰６年）中进士，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１８８０年（光绪６年），被召为刑部侍郎，１８９３、１９００年（光绪１９年、２６年）两度被授刑部尚书，在刑部工作达４０年。薛允升...

清末薛允升的改法修律思想刍议

绵延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系,至清末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西方法文化的冲击面前,传统的封建法律及文化体系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改造和重塑中国法律体系已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清末法制变革先导的薛允升,在精研中国固有律例的基础上,融汇外国法律,提出了自己的改法修律思想,并对后来的清末修律产生了巨大影响。

《散佚与重现:从薛允升遗稿看晚清律学》序

在这本名为《散佚与重现》的新书里,我的朋友孙家红向我们讲述了他之前意外发现的清末法学名家薛允升的几份遗稿的相关内容。这些遗稿带有不同程度的编辑修改。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并不完整,一些还处于糟糕的保存状态。他凭借对该学术领域和相关资料的多年积累和深入理解,从这些零散的、乍看起来有些枯燥的文本中,为我们详尽提取了所能获取的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

薛允升《汉律辑存》稿本与汉律沿革

1973年,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发现《汉律辑存》稿本,并由日本学者堀毅整理,1982年由台湾鼎文书局排印。整理者堀毅提出该稿本与沈曾植的关联。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可能是薛氏年事已高,遂有将《汉律辑存》初稿交沈曾植进一步校改董理之事,沈氏提出意见,体现在新拟出的凡例中。此稿本的编排体例较同类著作优胜,与出土汉律简牍暗合。

薛允升降职问题考辨

晚清刑部尚书薛允升,任职刑部近四十年,甚有政声,然晚年却因事降职,其降职缘由,官方史书及私人笔记中记述不详。现存稿本《留庵日钞》是晚清刑部司官唐烜在光绪年间对其日常生活的记述,其中透露了薛允升降职的一些细节:薛允升在刑部派分差使中撤掉了郎中李念兹的主稿职位,李念兹怀恨在心,暗中策动御史发起对他的弹劾,恰薛允升在处理太监杀人一案中得罪了最高统治者,同时慈禧太后又忌恨他在刑部的权力过大,因而借故将其降职调离刑部。

“明刑弼教”与礼律关系之构造——以薛允升对“亲属相为容隐”条的反思为中心

考察清末修律,薛允升的相关设想是一个起点。薛允升对清律持批评态度,一言以蔽之,背后的思想基础即传统"明刑弼教"思想。也正由于此,薛氏在对比中以"一依于礼"的唐律显现明清律例的失衡之处。薛允升致力于从传统典籍中寻找完美法律形式的努力,实际上是在王朝政治下,儒家政治理想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薛氏的努力虽然失败,然而他对"明刑弼教",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律法思想的反思,仍然可以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

试论薛允升的法律思想

薛允升(1820—1901)生活在清王朝已是"将萎之华,形同槁木"的没落时代。他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步入宦途之后,他耳闻目睹了正在继续的太平天国革命和继而发生的英法联军之役,光绪初年空前严重的华北大旱灾,洋务新政,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大事变。清王朝内忧外患。

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与《各省留养不符册》——清末当家堂官的语言

前言因《唐明律合编》和《读例存疑》等著作闻名遐迩的薛允升(1820—1901年)既是清末著名的法学家,又是任职于朝廷中枢之司法、立法机构的高级官员。今天,我们在阅读中国法制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时经常会看到他的名字,也不时接触到他所创下的业绩。

难得薛允升

浊世未必没有清官;清平之世未必没有赃官。为官在人,贪廉而已矣。近读《清史稿》及《续文献通考》,对刑部尚书薛允升抗命斩太监其事甚为钦佩,深感薛允升所为难能,其人难得。这位薛尚书本是光绪朝清廷重臣,以学识渊博、廉明公正著称。光绪22年4月18日,太监李苌材、张受山等到大栅栏内的庆和戏园看戏时,依仗权势,寻衅闹事。

走近“陕派律学”

“陕派律学”虽然形成于清末 ,但事实上 ,陕籍人士任职刑部由清初即代不乏人 ,可以说源远流长。陕派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科举 ,由于任职西曹 ,究心于传统律学 ,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 ,成为传统律学最后的高峰。不但如此 ,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秉承了求真务实、重视民瘼的特点 ,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公正”、“抗直”的优秀品质 ,不畏权势 。

学术与变革:清末的唐明律研究与评价

唐明律研究本身是法律史研究中一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学术性问题 ,但在清末社会变革的特殊背景下 ,对唐明律的研究与评判实际上与当时的法制变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薛允升的贡献在于他意图以唐律为标准来评价明律 ,从而间接地批判清律。沈家本继承和发扬薛允升的批判精神 ,并第一次试图用西方现代法律思想来对唐明律、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法律进行评判 ,从而为其法律变革提供精神动力。就纯粹学术而言 ,他对唐明律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 ,但沈家本首先是一个法律变革的实践家 ,他对学术的追求不得不让位于他对“法律救国”理想的追求。对此 ,我们应当持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切入点

光绪亲政之初,旗人桂永氏被诱拐。桂永氏逃离虎口后在提督衙门喊告。经过刑部审理,桂永氏原告诱拐案,除被告控罪被坐实外,自己却被判以诬告罪名。此案经洪良品封驳,引起朝野关注。光绪帝颁旨对此案覆审,经过翁同龢和怀塔布历时两月的审理,还是含糊了结,大体上维持了原判。案件遭遇了罗生门,尤其吊诡的是,作为案件唯一受害者的桂永氏赴衙门告状,将诱拐犯绳之以法的同时,自己也因诬告亲夫被处以极刑;否则就含冤莫释,任由诱拐者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