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过去,人们囿于“谀墓”的观点,往往轻视或否定韩愈的碑志。诚然,由于碑志属歌颂死者的体例,且韩愈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身的局限,其碑志中确有一些“谀墓”之文,但“非此即彼”

韩愈二题

论文涉及到有关韩愈的两个问题。一是考证《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的作者。从薛公达的事迹、言行文风和此文的风格来看,此文应为韩愈作。二是对李翱是否是“韩门弟子”作辨析。从韩、李二人的平等关系、李翱对韩愈的称呼等方面来看,李翱不应为“韩门弟子”。

略论王禹偁的文学观

王禹偁在北宋初期文风颓败之时,打起了“革弊复古”的旗帜,对晚唐五代浮艳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强调为文取法韩、柳,诗歌学习杜甫、白居易的有为而作精神,为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开了先声,遂成一代前驱。宋初文坛深受晚唐五代文风影响,唱和之诗风靡一时,“苦吟”诗人争相涌现,以逃避现实,歌时颂圣为能事的各种文学流派充斥文坛。晚唐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经济日趋衰退,多数文人墨客钻进了与世隔绝的书斋,或吟唱用典繁杂的“闺闱诗”以自娱。

澹宕多奇 不类旧常——试论韩昌黎碑志创作的成就

自《新唐书·刘叉传》倡韩愈谀墓之说,后人步趋承袭,少有辩驳。清人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极少夹入评论,却于韩愈《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一文末云:“现宏（按:指韩弘）本传及李光颜传,载宏以女子间挠光颜事,与志正相反,退之谀墓亦已甚矣！”直到六十年代,仍有人说:“人们都知道韩愈善写谀墓文。这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