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子庸语》中薛应旂的学术思想

《薛子庸语》是晚明思想家薛应旂的哲学著作。此书呈现了薛应旂学术思想:一是倡朱、陆不异之说,薛应旂认为朱、陆思想在道德本质上并无不同,其目的都是教人成圣;二是和会朱、陆,在本体论上,薛应旂继承了王阳明“心”本体论,认为“心”蕴天地,但面对晚明思想界重本体、轻工夫的时弊,他又将朱熹重功夫论的哲学思想融入心学思想中,以纠时弊;三是质疑“知行合一”说而提出务实尚用、体用合一的“力行”说。这些都反映了薛应旂思想理论的不断完善,也预示了明清之际思想潮流的走向。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薛应旂《宪章录》史料来源考

《宪章录》是明代薛应旂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颇高。该书通过原文照录、剪裁融合等方法,广泛征引《实录》、《宝训》、野史笔记及口碑史料等各类文献,在史料上表现出博洽、珍贵、慎核等重要特征。

薛应旂《宪章录》史料价值初探

《宪章录》是明代薛应旂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颇高。在体例上,此书恰当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编纂优点,克服编年体之不足,充分保证全书结构的合理、完备;在内容上,作者注重臧否本朝人物、记载官修文献等,尤其是书中的大量“按语”,是研究薛应旂历史思想的重要史料。

薛应旂的史学思想

薛应是明代重要的史家，撰有大量史著，同时他又是重要的理学家，是南中王学的健者。薛氏理学特点是出入于朱、陆之间，在师承上属王学中的“工夫派”，这些都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在经史关系上，从王学的立场出发，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认为“经史一也”；受王学“工夫派”和朱学观点影响，强调躬身与经世结合，于史学则在肯定史学的借鉴意义，努力探讨历史过程的同时，又强调史学“所以维持人心之不坏”的作用。

薛應旂罷黜王畿以取媚夏言説再辨

嘉靖二十四年京察,薛應旂罷黜陽明高弟王畿,此舉是否爲了取媚首辅夏言,乃是明代理學史上一大公案。顧憲成和黄宗羲對此抱持懷疑,然未見詳細論證。清乾隆學者湯修業則未能區分“致仕”與“罷黜”,以致推論失誤。民國唐鼎元指出該説乃徐階對薛應旂的“報復之辭”,但將薛、徐二人關係轉惡的時間誤定於隆慶元年。其實,他們二人的關係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已出現裂痕。是年,薛應旂在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中選擇了傾向嚴嵩。嚴嵩失勢後,薛應旂刻意掩蓋他與嚴氏之間的親密關係。隆慶初,趁平反嘉靖受難諸臣之機,薛應旂僞造遭受嚴嵩陷害的經歷,上疏朝廷請求改正考察結果,然因首辅徐階阻撓而未獲成功。直到徐階卸任後,薛應旂的考察結果纔由“罷黜”改爲“致仕”。

薛应旂《宪章录》的记事特点

《宪章录》为薛应旂编撰的一部记载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历史的编年体史著。该著有着独特的记事特点,薛应旂尤为注重明代政治和军事的变化,对明代选官制度及边防军政记载颇多,以表现历史发展的治乱盛衰。《宪章录》大量收录涉及当朝时势的诏书及奏疏,通过对比明前后期君臣对待国事的态度及议论内容的变化,揭示明朝国势渐衰之缘由,达到宪章当代的目的。

薛应旂生卒年考

薛应旂,武进人,明代著名史学家与理学家。现存文献中对薛应旂生卒年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甚至有不同程度的讹误,而且现在学界对其生卒年也说法不一。文章通过对其本人著述、门生说法及明代登科录等相关文献的分析,考证出薛应旂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另通过分析薛氏家谱及唐顺之年谱,认为其卒于万历二年(1574年)。

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刘瑾

明朝的专权宦官中,刘瑾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这样说,不但因为在他执政期间,完成了明朝权力结构的重大演变,而且因为他执政期间推行了一些重大措施,连明朝士大夫也提到,不可以人废言(见薛应旗《宪章录》)。1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大约生于景泰二年(1451)。自幼净身,倚某刘姓太监入宫,改姓刘。他在宫中前三、四十年的生活,没有多少记载。据说,他仰慕明英宗时的司礼太监王振的为人,因在孝宗朝愤郁不得志,每切齿。他曾获罪当死,不知是否由此野心造成,也不知为何得以赦免。后由于太监李广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