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备省察 足以垂鉴——论明代杰出散曲家薛论道的叹世曲

薛论道是明代杰出的散曲家,其个人曲作数量,在元明清三代散曲家中排榜第一。“叹世曲”则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他不仅继承了元代“叹世”曲作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有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叹世曲的表现领域。其叹世曲作题材广阔,意境高远,情感豁达,具有明显的个性和特色。同时其曲作对当今社会仍不失“用备省察,足以垂鉴”的现实意义。

明代散曲家薛论道生平考辨

关于薛论道生卒年的推论比较盛行的一种观点是谢伯阳在《全明散曲》中提出的约生于嘉靖十年(1531),约卒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说。根据对清代地方志《定县县志》、胡汝钦《林石逸兴序》、新安吴京《林石逸兴引》以及《明史》中有关许襄毅公许进及其子恭襄公许论和戚继光等人的有关传记和薛论道《林石逸兴》中有关其年龄记述的考证,认为薛论道约生于嘉靖十年(1531)一说,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生年应在1520年左右。

明代散曲家薛论道生年辨析——兼与蒋月侠、王绍卫先生商榷

关于明代散曲大家薛论道的生年,应早于谢伯阳先生所说的约1531年,晚于蒋月侠、王绍卫所说的约1520年,把它定为1526年左右较为合适。

地域文化与薛论道豪放曲风的形成

薛论道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散曲大家。山高土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他的豪放曲风,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使他的叹世曲具有愤慨豪放之气,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的边塞曲颇具雄健豪放之风,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又使他的说理曲呈现出豪放中兼具庄重质实的特点。相较于明代后期以"绮艳"为主的曲风而言,薛论道独具特点的豪放曲风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散曲史地位。

评薛论道的散曲创作

薛论道是明代中期的散曲家,其散曲集《林石逸兴》存小令一千首,题材内容广泛,不仅描绘了军旅生活,而且反映出了明代中期的历史特征。在创作中,他有意识地以自己的豪放沉郁风格,做出改变当时曲坛创作状况的努力。对其创作成就,历来重视程度不够。对其作品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分析概括,公正地评价他在散曲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以引起研究界对其创作特征和创作成就的进一步研究。

试论薛论道散曲中的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独有的一个审美范畴。现今学界对唐诗、宋词中的意象研究着力较多,而对散曲中的意象关注较少,尤其是对于明代重要散曲家薛论道散曲中的意象几乎没有关注。薛论道散曲中的意象,且各种意象的组合方式丰富,营造出各式各样的优美意境。大致可分为自然意象和人生意象两类,它们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各不相同,特点有别。

晚明重要曲家薛论道之交游、曲集传播及评价问题考论

薛论道是古代散曲史上存作最多、创作成就很高的晚明一流曲家。其平生经历限于北域,所交游者仅北方军旅幕友,更兼其对晚明曲坛作风不满,故与文坛寡交。或谓其“与文人必有交往”,不免武断。其交游圈层狭窄,曲集在明清两代传播不广,20世纪初以来,随着孙楷第等人对其曲集的发现并给予很高评价后,其曲作成就和地位一直受到众多曲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评赞。但迄今为止,却仍有学者认为,薛论道之曲不受明清人所喜,似乎不必入史。笔者认为,薛论道散曲本身的成就和价值,才是其是否入史的依据;文学史的书写应当从既有作品实际成就出发,才能避免以同时代人评价的所谓“历史语境”为依据的片面性。

试论薛论道散曲的喜剧意味

明代河北散曲家薛论道的散曲作品具有鲜明的喜剧意味,可分为"嘲讽型"、"谐趣型"、"自适型"三类,其散曲运用白描、修辞、意境烘托等多种手法,表现了深刻的内涵。

薛论道思想探微

薛论道是中国古代散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家。察索其"安顺"与"奋斗"并存的二元生命哲学,"仕进"与"退隐"交融的矛盾政治思想以及多维的曲学观,将有助于我们对其人其作的深入认识。

河北曲家薛论道研究综述

明代河北曲家薛论道创作甚丰,然而迄今为止对其研究却十分稀少。本文按时间顺序将薛论道研究分成三个阶段:民国时期——研究的起步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研究的缓慢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研究的稳步深入阶段。文章旨在对这些材料进行大致梳理,以期有助于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薛论道曲学观论略

明代散曲家薛论道著有《林石逸兴》十卷。结合其现存世的近千首散曲作品,可以从散曲文学本性观、散曲文学创作观两方面概要梳理他的曲学观。

论薛论道的“叹世曲”

薛论道(约1531-约1600)字谈德,号莲溪居士,明代定兴(今河北易县)人。他是明代杰出的散曲大家,也是中国散曲史上一位重要作家。他的散曲集《林石逸兴》共十卷,录小令百首,共计一千首。在元明清三代的散曲作家中,他是现存散曲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露冷霜寒何所依——薛论道《桂枝香·蚊》赏读

形微口利,凌人得计,喜的是半夜黄昏,怕的是青天白日。侵罗帏枕席,惯能乘隙。食人膏血,残人肉皮。趋炎就热图温饱,露冷霜寒何所依? 薛论道,明朝人,字谈道,号莲溪居士,在抗外侮中屡建奇功,工散曲,多抒发怀才不遇,报国受阻之情,也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这首散曲《桂枝香·蚊》属于后一类,吟咏像蚊子一样的社会丑恶人物最终无所归依的可耻下场。

别出手眼创格局 昭代曲史有新篇——评赵义山《明清散曲史》

自任中敏《散曲概论》始,散曲借助时代倡导通俗文学的大势,而为世人关注。但"托体甚卑"的现实注定了它在扰攘的岁月中沉沉浮浮的命运。关于散曲研究的大势也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散曲研究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发轫期:20世纪30年代初,奠基之作为任中敏的《散曲概论》。2.拓展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卢前《散曲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及冯沅君《中国诗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相关论述等为代表。3.沉寂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台湾罗锦堂《中国散曲史》为代表,基本承袭前贤。4.

明清民歌时调小曲中涉及荼(艹縻)架的篇什

荼(tú mí),攀援茎小灌木,花白而有香气,可供观赏。什么时候起进入私家后园,成为一景,已不可考,可知者宋辛弃疾有“点火樱桃,照一架,荼如雪”(《满江红》)的句子,元曲中多有出现,

论曲的“放”——兼探词曲不同的审美取向

任半塘先生在《词曲通义》中,对词、曲不同艺术风格概括为:“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而言外,曲意为言外而意亦外——此词曲精神之所异,亦即其性质之所异也。”如果我们将这八组分别对立的概念细加辨析,就会发现:词与曲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敛”与“放”;而将曲的“放”之美学特质界定了,那么,词与曲的不同审美取向也就一目了然了。

明代散曲

散曲在元代经历了它的兴旺时期之后,到了明代,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元代,内容和形式也具有这一时期的特点。康海、王九思、王磐、祝允明、唐寅、陈铎、杨慎、李开先、金銮、冯惟敏、薛论道、刘效祖等,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 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常伦等多叹世乐闲之作,在勘破世情、隐居乐道的词句后面,不时透露出对官场黑暗、人情险恶的不满。祝枝山、唐寅、杨慎夫妇等多写风情闺怨,其佳者往往沉厚真挚,写出了妇女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从艺术风格看,前者豪放恣肆,后者清丽委婉,是形式不同的两个流派。

明人散曲作者互见考(六)

在中国文学史上给散曲以一席之地,只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情。被历代正统文人斥为没能“有裨风教”的散曲,民国以后,由于吴梅、任讷、卢前、郑振铎、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等前辈学者的倡导和努力,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予散曲不少的篇幅,而且在讲堂上对敢于直露地表达人的正当需要的散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风气为之一变。1931年任讷的《散曲丛刊》十二种(内收明代散曲家五人的作品)由中华书局刊行;尔后商务印书馆则出版任、卢合辑的《散曲集丛》七种(其中明人散曲三种)。而大量刊印明代散曲作品的是卢冀野自费雕板刊行的《饮虹簃所刻曲》正续集(收明代曲家三十七人的作品。但其中陈铎的《秋碧乐府》和《梨云寄傲》二种,只是陈大声乐府全集中几种散曲别集的选刊,并不是足本。薛论道原有散曲集《林石逸兴》十卷,计小令一千首,而饮虹簃所刊仅有残缺的二卷)以上这三大部份,加上单刻的散曲别集《杨升庵夫妇散曲》和梁辰鱼的《江东白苧》等,有明一代散曲集也不过五十家。1933年卢前在《河南图书馆刊》第一册(期)

中国古代散曲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考论

在中国古代散曲发展史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学界曾有过讨论,如对带过曲的性质和渊源的持续论争,对明代南北曲盛衰演化的讨论,对晚明北曲大家薛论道应如何评价等。其实,这些问题本来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最近又有论者仍坚持认为带过曲是套数的初始环节;未接受明嘉靖以前南曲已盛的事实;仍认为古代曲史上存曲最多的晚明曲家薛论道之曲不必入史。这几个古代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很有必要再做深入考论,以澄清其是非曲直而还其本来面目。据学界与笔者多年研究,还有谢伯阳等先生近年考订,以及笔者本次再度探考,现再次确认:带过曲并非套数形成的“初始环节”或“中间环节”,而是源于套数的“摘调”;南曲在嘉靖以前已胜于北曲的基本事实,既有明人明确记载且与曲坛创作实际情况相符,故不容否定;晚明曲家薛论道不仅在中国散曲史上存曲最多,尤其在军旅题材方面独树一帜,艺术造诣甚高,且得到历代论家的高度评价,其作为一流曲家的地位,亦不容否定,不仅应当入史,而且还应用足够的篇幅给予充分肯定。

漫话乌纱帽

有人把凡用乌纱做的帽,都称之为乌纱帽。这不对。乌纱即黑色的布。秦汉时百姓戴的巾一般是黑色的,但不叫乌纱帽,而称帻。皇帝用的皮弁,'用乌纱冒(即'帽',作动词用)之'(《明史·舆服二》),也不叫乌纱帽。隋唐宋元常用的幞头,以乌纱为表,却不以乌纱帽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