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薪酬契约优化——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背景下,营商环境建设能够破除企业生产经营壁垒,降低高管努力的不可观测性,实现薪酬契约优化。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优化企业薪酬契约,缩小内部薪酬差距。良好营商环境下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和代理问题缓解是薪酬差距趋于合理的作用机制;具体实现路径在于企业能够有效控制高管薪酬增速、降低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高管薪酬操纵动机较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营商环境改善能够缓解薪酬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发挥微观治理效应、助力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政策参考。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升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研究——基于信息披露的监督治理效应

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对象,基于信息披露的监督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提升作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随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在考虑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后发现,强制性披露具有显著的监督治理效应,自愿性披露主要出于经济性动机。基于业绩异质性的检验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增强薪酬对能力业绩的敏感度实现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提升。差异性检验的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地存在于两职分离或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上述结论既为监管部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和审核提供了依据,也为股东和董事会提升高管薪酬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连锁股东同时持有多家企业的股权,从而在企业之间形成了股东关系网络,为企业高管管理能力的发挥提供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股东关系网络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股东关系网络能够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研究发现,股东关系网络通过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较低或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被并方CEO并购补偿:财富转移抑或薪酬契约完善?——基于并购溢价与并购绩效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21年被并方为上市公司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并购溢价与并购绩效双重视角系统地分析被并方CEO并购补偿的作用是代理问题加剧的财富转移还是代理问题缓解的薪酬契约完善。研究发现:当预期并购协同效应较低时,被并方CEO并购补偿与并购溢价显著正相关,更多地体现为薪酬契约完善;当预期并购协同效应较高时,被并方CEO并购补偿与并购溢价显著负相关,直接后果是压低了被并方的并购溢价,更多地体现为财富转移。薪酬契约完善假说与财富转移假说得以存在的主要作用机制是不同协同效应下被并方CEO留任的可能性存在显著差异,CEO留任在并购补偿对并购溢价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被并方CEO并购补偿对主并方短期并购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并购后商誉减值具有负向影响,说明从整个并购市场的角度来看,被并方CEO并购补偿是一种“顾全大局”的薪酬契约完善。

成本粘性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薪酬契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业绩常被作为衡量高管薪酬的指标,对成本的考虑欠缺或不足。文章选取2003—2021年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在公司治理视角下探讨成本粘性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显著降低了业绩型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且在国有企业中财务独立董事会加剧这种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会缓解成本粘性对薪酬契约的影响,但当独立董事兼任公司过多时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基于上述结果,建议企业在建立薪酬契约时加入对成本因素的考量,进而提高对高管努力程度衡量的准确性,促进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理论阐释,利用中国A股2004-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呈现明显的参照点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显著受到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等外部参照基准的影响;(2)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引发的主观心理感知对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主动离职行为等都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我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进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途径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企业高管发生主动离职行为的概率也明显增强。

偏好结构、过度自信与代理人可变薪酬契约选择行为:基于真实任务的实验研究

代理人的行为特征是影响薪酬契约效率的重要因素,契约设计时需要满足个体的隐性心理偏好与显性激励制度的要求。本文从个体的偏好结构和信念特征出发,通过真实任务的实验方法探究个体行为特质与薪酬契约的匹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过度自信、落后厌恶与竞争偏好都显著影响代理人的薪酬契约选择行为;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发现,竞争偏好在风险偏好与可变薪酬契约选择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竞争偏好在过度自信与可变薪酬契约选择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代理人在不同激励层次上的心理成本与行为基础,对企业降低雇佣成本以及雇员薪酬契约选择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导游动态薪酬契约设计

旅游服务质量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薪酬契约激励导游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是现今旅行社面临的难题。基于Holmstrom提出的多任务代理模型,考虑导游的纵向多任务特性,将导游投入划分为追求当期业绩和追求服务质量的旅行社声誉建设两个维度的多任务问题,导游的服务绩效由其个人业绩和服务质量决定,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多周期动态契约,与没有考虑服务质量投入的单周期静态契约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给出了其数值仿真结果。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多周期动态契约对旅行社和导游双方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效率改进,且从长远来看,对旅行社声誉的提高以及游客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显著。

内部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

公司为激励高管总的薪酬成本包括显性货币薪酬和隐性在职消费。作为保障公司正常运转降低内部各层级代理风险的内部控制,实证分析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高管显性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增强显性货币薪酬激励契约对隐性在职消费激励契约的替代性,并能提高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率,但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文章结论彰显了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对提高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的重要性。

基于价值创造和长短期业绩相结合的经营者薪酬契约研究

目前,经营者薪酬契约设计大都以会计盈余为业绩标准、以当期业绩(短期业绩)为计量依据,容易诱发经营者的短期博弈行为。本文以价值创造为业绩标准,并将长短期业绩相结合设计经营者薪酬契约,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垄断行业经营者的努力水平低于竞争性行业,并且垄断盈余比例越大,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越低。为调动经营者积极性,需要在垄断行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2)剩余分享比例越大,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越高;单位努力成本越大,经营者越趋向于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能力较强的经营者通常选择较高的努力水平。因此,企业应择优选择经营者,为其创造最佳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灵活设计经营者剩余分享比例,以提高经营者的工作努力程度。(3)竞争性行业经营者短期博弈行为远远高于垄断行业,以价值创造为基础并将长短期业绩相结合设计经营者薪酬契约是明智的选择。

管理层权力、预期业绩与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从预期业绩的视角,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薪酬-业绩敏感性分析和检验管理层权力对显性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与业绩无关的薪酬越低,但最终却导致显性薪酬总水平的提高;预期业绩上升时,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施加的这种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管理层权力对显性薪酬契约的影响是出于"薪酬辩护"的自利行为。此外,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地方国企的这种薪酬契约自利行为较民企更明显,而央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薪酬契约自利行为。上述影响薪酬契约有效性因素的认识,对于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制订更合理、有效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回款风险敏感性

基于最优薪酬契约理论,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回款风险敏感性。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高管薪酬回款风险敏感性,即企业应收账款回款风险越低,高管薪酬越高;高管薪酬回款风险敏感性在控股股东风险容忍度低(经营风险大、民营企业)和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可控性低(客户集中度低、高新技术企业和非管制行业、地区信任水平低)的情况下更强。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回款风险敏感性越高,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和破产风险越低,企业价值越高。

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科技人员的激励薪酬契约

文章利用现代契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科技人员的线性激励薪酬契约设计的内在规律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线性激励薪酬契约都有广泛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文章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给出了相应的规范性建议。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高管薪酬契约与业绩标准选择

以2008~2010年度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公司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高管薪酬与各个层面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不同阶段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的业绩标准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初创期和成长期公司偏好传统的净资产报酬率和股票市价,倾向于采用财务模式和市场模式双重层面的业绩标准;成熟期公司偏好股票市价,选择市场模式业绩标准;衰退期公司只关注成本降低率,采用财务模式业绩标准.同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忽略了价值模式业绩标准,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较低.

业绩考核制度可以抑制中央企业高管隐性腐败吗?——基于薪酬契约激励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从激励角度探究高管腐败的治理机制,本文以200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发布为外生事件构建准自然实验,综合采用双重差分法与中介效应分析法,实证检验业绩考核制度的变化对高管隐性腐败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办法实施后,中央企业高管的隐性腐败显著减少,并且这一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薪酬契约的激励效率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办法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主要是降低激励过度诱致的腐败,而对于激励不足导致的腐败却作用甚微;该办法抑制高管腐败的作用主要发生在产权保护与法律执行力度强的地区,在产权保护与法律执行力度弱的地区其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除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同样重要,而激励效率的提升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协同,这对于全面认识腐败治理机制与深入推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项目价值预判行为下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决策与薪酬契约研究

分别以私营企业与股份制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最优投资决策以及激励性薪酬契约的设计问题。研究发现: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不断增加,私营企业中过度自信管理者对风险项目的投资金额会不断增加;股份制企业中激励过度自信管理者对风险项目进行预判并投资的薪酬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增加而减少;股份制企业中过度自信管理者最优投资金额会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不断增加而减小。

合谋掏空、业绩预期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不同所有权结构和控股条件下合谋掏空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影响的差异性,并探索业绩预期变动趋势与变动幅度对其影响,发现如下三点结论:(1)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证明中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其中低控股与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强,国有与非国有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2)非国有公司与低控股公司合谋掏空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这两类公司大股东与高管合谋掏空动机较强;(3)业绩预期上升与业绩预期大增时合谋掏空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说明大股东和高管倾向于在业绩预期利好时实施合谋掏空行为。

管理者权力、薪酬契约与过度投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的研究

考虑到中国作为转轨经济背景下的弱法制环境国家,上市公司所处的产品市场竞争条件有很大差异,文章以2009—2014年期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研究管理者权力、薪酬契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能够有效减少公司过度投资,但是管理者权力却抑制了薪酬契约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并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同时,基于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越低,越能够弱化管理者权力对薪酬契约改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本研究为中国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实证分析

本文以盈余管理的视角考察2008-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增加额与正向的盈余管理正相关;高管薪酬的增加幅度与盈余管理增加的幅度正相关。说明盈余管理可以解释高管薪酬的增加,盈余操纵行为损害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