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职位变更调节视角的CEO权力-薪酬敏感性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5-2014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理论解析CEO权力强度、职位变更与薪酬激励间作用机理,重点考察CEO权力-薪酬敏感性关系以及职位变更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并借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变量间作用展开逐层检验。研究发现:CEO权力强度提升对薪酬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权力强度-薪酬总额敏感度显著高于年薪报酬;职位变更对两者间关系发挥调节效应,其中权力强度-年薪报酬敏感性受到抑制,权力强度-薪酬总额敏感性反而得到促进。

社会关系、董事会合谋与CEO薪酬敏感性

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间可能具有一些社会关系,这会带来合谋,将给CEO增加监督压力,提高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笔者通过在古诺竞争中引入科层授权的博弈模型发现:(1)行业竞争较强时,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董事会可能容忍CEO追逐利润之外的公司规模和收入等目标,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并不高,对于国有企业尤为明显;(2)各公司的董事会之间会通过社会关系形成合谋,共同降低行业竞争,并提高CEO薪酬敏感性,出现董事会合谋"压制"CEO的现象,这也是笔者的主要观点。进而,笔者使用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公司董事长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刻画董事会的合谋程度,检验了董事会合谋对CEO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实证表明,CEO追求私利会有"帝国建造"的倾向,有利于企业在同行竞争中获利;董事会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合谋成了可能,市场竞争程度可以选择性地被弱化,其结果是减少了对CEO私利行为的容忍度,提高了CEO薪酬绩效敏感性。

论混合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探究混合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持股比例对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民营与外资参股可以显著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国有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门槛效应,当国有股比例低于37.7%时,高管薪酬对业绩上升及下降均敏感,当高于该比例时,高管薪酬对业绩出现黏性。以上结论可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资产误定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连锁股东同时持有多家企业的股权,从而在企业之间形成了股东关系网络,为企业高管管理能力的发挥提供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股东关系网络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股东关系网络能够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研究发现,股东关系网络通过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较低或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研发投入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研究的热点。薪酬业绩敏感性能够激励为激励管理层加大投资决策。通过多年来不断发展,为更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升高管创新意识,自2010年国资委实施EVA考核后,由此建立的基于EVA考核的薪酬激励机制丰富了此类研究。本文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研发投入的关系文献进行梳理,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并购中业绩承诺的履行

企业高管无疑是影响并购中业绩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认知方面,对于与高管利益密切相关的高管薪酬契约在其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视角,以有并购并处于承诺期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衡量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和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将其中的作用机制归结为高管薪酬契约对业绩承诺履行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条款的“倒逼效应”,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视角进行了验证。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业绩承诺履行机制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拓展了高管薪酬契约外部性的研究文献。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薪酬干预的视角

西方企业的高管薪酬结构包括短期年薪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而中国的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比例较低且受到薪酬管制。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问题。实证检验发现:无论采用市场业绩还是财务业绩,地方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都较高,说明高管薪酬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较强;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一定的薪酬黏性,当业绩下降时,其薪酬变化小,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进一步采用薪酬干预指数,发现薪酬干预程度越低,企业的业绩越好。本文厘清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系,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契约存在的问题研究--基于业绩敏感性和薪酬黏性视角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制定有效的薪酬激励契约是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一环。立足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大背景,本文结合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薪酬黏性角度,分析应该如何提升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首先,探讨云南省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程度的高低,以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黏性的程度,分析云南省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其次,基于代理理论、公平理论和激励理论,分析应该如何提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程度和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黏性程度,改善云南省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最后,从发挥激励性薪酬的作用,促进短、中、长期激励手段相结合和强化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紧密联动等不同视角,探讨改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策略。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高管薪酬制度研究重要话题之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果等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主题开展研究的大量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发现,信息披露、董事会特征等企业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媒体、分析师关注等外部治理机制均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而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对风险持有态度也会受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反思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现状,提出有待深入探究的研究方向。

劳动保护:保护员工还是优待高管?——基于业绩薪酬敏感性视角

2008年的新《劳动合同法》是否真的保护了企业的基层员工与增加企业的价值,至今学术界仍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文章利用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劳动保护对企业的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并识别该影响在员工和高管间是否有所差异,以获得劳动保护经济后果的新证据。研究发现,劳动保护降低了企业整体的业绩薪酬敏感性,降低了高管却提高了员工的业绩薪酬敏感性;考虑行业因素后发现劳动保护增加了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业绩薪酬敏感性,而且在增加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同时降低了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可以抑制劳动保护对企业业绩薪酬敏感性的不利影响。文章丰富了《劳动合同法》经济后果研究的文献,说明劳动保护法律实施需要同时考虑高管和员工的利益,实现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利共赢"的局面。

分析师关注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职业声誉和产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02-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监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同时对完善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参考价值。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规模敏感性

高管薪酬契约一直被作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必要手段,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决定着契约的效率。规模因素作为薪酬契约中重要的因素,在契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权力视角出发,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可以凭借管理层权力提高薪酬—规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风险,而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此外,企业所处的成长性环境差异对薪酬契约有重要影响,高成长性企业既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规模敏感性,又能为产品市场竞争提供较大的治理空间,从而提高竞争对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

财务困境、超额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财务困境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验证政府补贴对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正向调节了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是管理者攫取超额薪酬的途径之一,并改变了财务困境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会改变财务困境对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机制,降低薪酬契约的激励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和合理配置政府补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国有企业战略投资与CEO薪酬的非对称设计

国有企业战略投资对于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战略投资会给国有企业带来高昂的代理成本,需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战略投资的活力和效率。从CEO薪酬设计的角度发现,国有企业战略投资对CEO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与绩效上升时相比,绩效下降时国有企业战略投资对CEO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影响更强。这说明,国有企业对于战略投资的CEO薪酬设计呈现出重约束、轻激励的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拉长控制链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国有企业激励效应(针对战略投资)的薪酬设计。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国有企业战略投资的薪酬设计、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业上市公司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实证检验——基于绩效指数PFMI

金融行业的高管高薪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故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薪酬管理及绩效评价的法规。由于金融行业中四个子行业——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的经营各具特色,业绩指标构成也存在差异性,因此,改变以往大多数文献只选用单一财务指标作为业绩变量的普遍做法,参考《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设计金融企业综合绩效指数PFMI作为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市场共42家上市金融公司2006—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和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来研究金融行业薪酬与绩效间的敏感性,就更具有针对性。经比较后发现,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业绩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薪酬绩效敏感性系数相对较高,保险行业的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次之,而信托和券商的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较低。这些结论对金融企业绩效考核及其薪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实证参考意义。

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选取2008—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比较了未决诉讼与已决诉讼的风险差异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同影响,验证了诉讼事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未决诉讼;然后从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涉诉总额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越高、涉诉总额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最后区分公司的产权性质,发现较之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在面临未决诉讼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