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整体上市与公司业绩——基于分类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6-2016年深沪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在全样本、国企分类和不同整体上市方式下整体上市带来的前期、当期和后期的影响,全面探究了整体上市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不同类别的国企选择不同的整体上市方式,在不同时期进行整体上市,基本上都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并通过替代部分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降低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国企进行整体上市的前一年,薪酬-业绩敏感度受到减弱,公司治理结构因面临调整而暂时被降低;国企完成整体上市当年,薪酬-业绩敏感度得到增强,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提高;整体上市对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具有长期影响。

风险投资、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

本文系统研究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业绩敏感度及额外薪酬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一业绩敏感度，且这种相对较高的薪酬一业绩敏感度也使高管薪酬在与同行业其他公司比较时表现出较高的额外薪酬水平。从上市公司特征看，风险投资对高管薪酬一业绩敏感度与额外薪酬水平的影响主要出现在民营企业。从风险投资自身特征来看，相对于低声誉的风险投资，高声誉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业绩敏感度影响力更强。研究结果总体表明即使在公司IPO以后，风险投资仍然会在公司中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影响高管的薪酬合约。

预算软约束下的银行高管薪酬机制分析

为了探讨预算软约束对于银行高管薪酬机制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描述在政府、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博弈中,预算软约束的条件是如何改变各参与人行为,从而影响高级管理层最优的薪酬结构,表现为薪酬-业绩敏感度。模型中,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体现在当银行陷入危机时,政府有可能采取措施挽救银行使其免于破产,研究发现银行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度与这种可能性成负相关关系。由于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结论对于当前银行业制定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控股股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来自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CEO在非上市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为切入点,本文分析控股股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提高企业薪酬水平,降低薪酬—业绩敏感度。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提高员工薪酬、降低员工薪酬—业绩敏感度,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和谐目标”假说,即纵向兼任增强了非上市控股股东的干预程度,导致上市公司承担更多的员工和谐目标,进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就监管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需要同时进行非上市国有股东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