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赋中之藉田礼制书写

"藉田礼"也称"籍礼",是中国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的一种政治仪式。宋赋中书写藉田礼制者,如王禹偁(954—1001)《藉田赋》详述藉田礼制之流变,并肯定天子藉田具有务本劝农与事神教养之礼制功能。李廌(1059—1109)《藉田祈社稷赋》乃歌咏《诗经·载芟》,以天子躬耕劝农务本,祭祀先农以祈求丰年。杨杰(生卒年不详)《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详述藉田方位,宜以东郊少阳之地行藉礼。综观宋代藉田赋作,不论是以务农为政本,抑或祭天礼仪,其"劝农务本"与"事神教养"之藉田内涵,无不通过藉田礼制之铺陈,说明藉田方位,并充分肯定天子藉田之作用及其现实意义。是以本论文拟藉由文本解读,深入探索宋代藉田礼制与赋家所处之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藉田史料,从天子耕藉礼仪之颂赞中,说明藉田赋作之礼制功能,肯定藉田赋除了具有文学审美艺术外,更具有历史与文献之特殊价值。

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背后的重农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礼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尤以梁武帝对礼制的改革最为全面透彻,影响最为深远。剖析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之原因和具体内容,对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农政策加以探究,诠释梁武帝的治国理念,揭示礼制与政策间“互为表里”的深层次关系。

周初藉田礼仪乐歌考

周人重农, 周天子举行亲耕仪式, 是西周时代重要的公共性政治礼仪。礼以乐成, 乐必有歌。从诗本文所体现的时代文化内涵来看,《周颂》中的《载芟》、《良耜》、《噫嘻》、《臣工》, 就是周成王时用于藉田仪式的乐歌。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田·公田·藉田——《诗经》与上古文化系列研究

古代先民从现实的生存需要出发,不断实践着对于自然环境的创造性开发和价值利用。田、公田、藉田,因而在历史政治和历史经济上存在这样的逻辑关联:土地意识与农耕方式的实践表征——土地制度与农耕劳作的支配原则——象示土地观念与启示农耕生产的礼仪典则。从依赖、崇拜土地到利用、支配土地,古代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物质结果和历史体现。

唐代藉田礼仪演变与书写范式

藉田礼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礼仪规范,同时太宗、玄宗、肃宗等在方位、地点、流程方面对之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呈现出皇权凌驾于礼仪之上的倾向。与之相应的藉田书写,侧重点也不在于礼仪本身,而在于沟通政治情感,既传达赞美圣君追慕盛世的执政理想,又呈现出君臣交流体贴人情的现实关怀,同时也表达藉田不行于世不被重用的失落蹉跎。这就使得唐代藉田书写不同于《诗经》、汉赋,呈现出礼仪应用文本的特点,形成了藉田祭祀乐歌的礼仪范式、藉田科场赋颂的结构范式、藉田题材意象的表达范式。这些范式的生成象征着藉田礼仪文本的成熟,在颂美国家仪典、寄托文人政治情感的基础上,推动着文以载仪功用的实现。

从“藉田以力”到“履亩而税”:府际关系视角下周朝税赋制度变迁研究

税赋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中央与地方政治经济良性互动的纽带,在古代封建王朝更是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支配意愿和行为。周天子通过贡赋制度约束地方诸侯,诸侯借助“井田制”剥削农奴。井田制集土地、田税、军赋、户籍制度四位一体,贡赋并重、租税合一且多以“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劳役形态呈现。而后,受人口增长、生产力发展以及战争等影响,领主制经济内外部矛盾加剧,税赋剥削从劳役税赋向实物税赋转变。东周时期,王权下移,“履亩而税”成为诸侯国稳定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招徕移民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和土地兼并战争升级,税赋制度更成为各诸侯国政权斗争过程中招徕流民、鼓励耕战的重要手段。税赋制度映射了阶级阶层关系、生产关系甚至生产方式的变革,府际关系与税赋制度的互动互构关系是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重要议题。

周初藉田礼仪乐歌考

周人重农,周天子在专供祭祀用品的藉田上举行亲耕仪式,是西周时代重要的礼仪。礼以乐成,乐必有歌。从西周不同时代制礼作乐的特点和诗本文所体现的时代背景来看,《周颂》中的《载芟》、《良耜》、《噫嘻》、《臣工》,就是用于西周成王时藉田仪式的乐歌。

潘岳《藉田赋》

释文: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潘岳《藉田赋》释义:劝率农耕使百姓富足,以此来稳固国家的根基。既能稳固国家根基,又能彰显孝道,盛美的德行与伟大的功业便会超古独今,至极无比了。解读:本文出自潘岳《藉田赋》。藉田,谓古代天子躬秉耒耜,耕于千亩王田。

汉昭帝“弄田”辨议

《汉书》卷7《昭帝纪》说到汉昭帝九岁时耕于"弄田",注家有不同的解说。现在看来,应劭"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故往试耕为戏弄也"的理解应当是正确的。汉昭帝耕于"弄田"事被看作继承礼制传统的表现,在正史系统中受到重视。考察未成年人生活中类似例证,可以理解为皇家少年参与社会劳动及执政能力学习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少年汉昭帝"弄田"故事,是考察汉代未成年人生活应当关注的历史迹象。

“耕藉之制”——读书偶得

“耕藉田”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在《周礼》和《月令》里面。但汉以前的史书里,能够看到的正式记载很少,就连并吞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是否有过“耕藉”活动,都不可得知。直到汉朝,这个制度大概才算正式定了下来,以后便各朝因袭下去。什么叫“耕藉田”?古人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应劭说:“古者天子耕藉田千亩,言为天下先。藉田,典藉之常也。”韦昭曰:“藉,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

金關漢簡所見新莽“錯田”三解

"錯田"於史籍無徵,而三見於金關漢簡,皆屬新莽時期。考之簡載,徵諸文獻,"錯田"一詞頗難解。或曰錯即措,安置之,錯田即置田,爲庶民於他處所購之田業;或曰錯通藉,藉助之,錯田即藉田,爲帝耕藉之田,然與古之禮制不合;或曰錯即雜,閒雜之,錯田即閒田,爲新莽封諸侯、附城後由郡縣所轄之地,然時間上史載與簡文所記又有諸多不合。揆諸三解,藉田與閒田或不可取,當以置田爲上解,"錯田"在簡文中指人的身份。

两宋籍礼初探

一、籍礼的起源相传周天子有田千亩,归他亲自耕种,以为天下表率。因为实际田作全藉(借)民力完成,故称这种土地为籍田或藉田。在周代,每年春耕前夕,朝廷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礼仪:天子坐在载有耒耜的车上,率三公、九卿、诸侯至田头,然后将耒耜置于田中,“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1],象征性地进行耕田,人称这一礼仪为“籍礼”或“耕籍田”。籍田得到的收获,归天子作为供奉宗庙之费,以表虔诚。周天子为什么要行“籍礼”?《国语》卷一的一段记载,对此有着清楚的回答。其云: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

宋代史料整理的精审之作——读《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

史学研究的推进,终归要以史料的解读为根基。中国史籍的整理,整体上看以先秦汉魏为大宗,文本的校、注、证、辑佚等,深耕熟耨的程度远较后来者为发达。唐宋以下史籍的整理虽不鲜见,但有全面精细的研治者却不多。中华书局2012年11月出版了范学辉的《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应该说就是这样一部力求精校精注的作品。

宋代的城市与农业

引言: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欧洲和别处一样,城市在创立和成长过程中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城乡分工。这一分工从未得到明确的确定,始终下不了一个定义。……沙漏可以翻个儿:城市使乡村城市化,乡村也使城市乡村化。……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会像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更何况,直到十八世纪。

杏雨书屋藏羽689《吐蕃监军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考释

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89《吐蕃监军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是一篇赞颂吐蕃监军论董勃藏佛事功德的文学作品,由敦煌文士窦良骥所撰。《吐蕃监军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多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杂有骈文注重对偶声律的特点,详细记录了论董勃藏的家世背景及父祖资历。通过汉唐典制语辞的融入,透露了大监军使论董勃藏在经营沙州时发展生产、断狱执法、统军练兵及保障丝路等诸多事迹,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彩塑佛像、修葺佛塔、栽种果园、布施财物、设斋度僧及敬礼高僧的佛事功德,对探讨吐蕃时期的敦煌社会及寺院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战国秦汉的地租制度

一、由藉田法到税亩法的让渡 1. 按亩课地租和地税的先声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个人劳动生产率提高,因而耕种同样耕地面积所需劳力减少,奴隶生产方式“千耦其耘”、“十千为耦”(《诗》)的大农业经营形式,亦即所谓“田三品”、“三年一换土而易居”的烧田法(《公羊传》何休注》,在西周已逐渐转变成了“自爱其处”不易居的休耕法(《汉书·食货志上》)。至春秋时代,更逐渐为“

对孔丘“薄敛”主张的评论

孔丘财政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薄敛”,《左传·哀公十一年》有文记载: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论先秦时期的农村公社

一、组织结构首先,先秦农村公社的组织构成是大小不一的。《谷梁传》庄公九年:“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论语·公冶长》载有“千室之邑”。邑,就是农村公社。十室、百室、千室,是举其成数而说的,具体考察还不止于此。《孟子·滕文公》:八家共井。一井八家就是一个最小的农村公社。《周礼·小司徒》:“

东莞市博物馆藏民国报刊评介

中国的报刊史源远流长。我国最早的报纸应是邸报,据唐代文人孙樵《经纬集》记载：“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于藉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谢礼于安福楼南。……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