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明代是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明一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加之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藏传佛教成为这里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明王朝对这里采取“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的怀柔政策,只要该宗教领袖具有一定的实力,不论是属于藏传佛教哪一教派,都根据其信众多寡和实力大小授予相应的封号,以示优宠。同时,将在内地行之已久的僧司制度移植到了西北地区,使其成为管理该区域内部各种宗教事务的官方机构。明政府还在甘青地区敕建了瞿昙寺、大崇教寺、弘化寺等大批寺院,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以后,引起了明王朝的高度重视,其宗教领袖释迦也失被明政府封为“大慈法王”,格鲁派与明王朝的联系日渐密切。在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下,明代中后期在甘青地区形成了格鲁派传播与发展的高潮,大批寺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一些其他教派寺院也相继改宗格鲁派。

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影响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又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在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大殿壁画病害及预防性保护研究

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是内蒙古地域建筑遗产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对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壁画现状调查发现:现有病害主要是色彩层开裂、剥落等,地仗层开裂、空鼓,底层结构开裂和局部塌陷,造成以上病害的主要原因是土默特地区自然气候、地理灾害、人为因素以及藏传佛教殿堂建筑本身等。文章结合已有针对病害保护的文献提出具体针对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壁画不同病害的预防性保护办法:及时清理壁画表面的污渍、加固回贴起甲空鼓的壁画、安装室内外温湿度监测设备、广泛宣传对建筑遗产的保护重要性等,为日后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预防性保护提出参考。

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以乌素图召庆缘寺为例

土默特地区的藏传佛教殿堂建筑是内蒙古建筑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此类建筑却面临着严重损毁的危机。该文以土默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乌素图召庆缘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病害成因,旨在构建庆缘寺的预防性保护策略。研究表明,乌素图召庆缘寺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阳光暴晒、风沙侵蚀、冻融循环、雨水渗漏以及人为破坏,导致了结构的歪闪、拔榫、错位,以及构件的开裂、风化、崩解和酥碱等严重病害。为了应对这些病害,可采取修补加固、打牮拨正、环氧树脂填充、局部构件替换及设防鸟网等修复方法。结合以上研究,该文提出了庆缘寺病害具体修复方法以及包含庆缘寺的日常监测和维护的预防性保护策略。这些策略将有助于保护庆缘寺这一重要的建筑遗产。

融合与共生:藏传佛教建筑中国化的哲思演变与实践路径探究

文章深入探讨了藏传佛教建筑中国化现象背后的哲学思想根源及其在建筑营造上的体现,分析了“依正不二”与“缘起性空”的哲学思想如何影响藏传佛教建筑的规划选址和建造格局,以及如何与汉文化的“象天法地”和“中正和合”思想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价值观。研究不仅对藏传佛教建筑的中国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也深入挖掘了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化融合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统之辩:藏传佛教后弘期戒律传承问题的争论

佛教认为戒律是佛教存续的重要基础,梳理藏传佛教不同戒律传承的形成和发展,分析后弘期藏传佛教高僧对律部经典阐释而起的律统之争及其戒律实践,可以厘清高僧对律部经典的创造性实践和藏传佛教戒律本土化的演进过程。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分别形成了三大戒律传承体系,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班钦传承与喇钦传承者们以受戒程序和授戒资格为焦点,围绕戒律传承的正统性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辩,对之后藏传佛教诸宗高僧的戒律受持与宗教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将后弘期藏传佛教律统之争的过程与意义置于藏传佛教史的脉络谱系中,理解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逻辑,同时更容易厘清僧侣受戒程序、授戒资格的规范化问题,从而深化藏传佛教本土化演进中出现的两大律统实践方式相糅合的“适应性策略”之认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特点

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宗教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是任何一种宗教发展的必然要求。藏传佛教是佛教本土化的结果,完成本土化以后同样面临适应社会的问题,即藏传佛教如何适应元明清三朝的核心利益,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其积极作用。长期以来,藏传佛教在发挥凝聚人心、稳定边疆、维护统一等重要作用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是完全改变它,更不是削弱或消灭它,而是为了更好地健康发展,只有不断地适应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否则将会失去发展的活力。

拉萨市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室内装饰艺术解析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室内装饰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然而受到藏语和青藏高原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藏族文化的传播受到较大的局限。文章在查阅大量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及装饰艺术的相关资料后,选定拉萨市吉崩岗拉康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从吉崩岗拉康的建筑平面、建筑立面、建筑构造、装饰特点与装饰元素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归纳、分析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手法及意义,希望发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设计的规律,了解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设计的意义,展示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室内装饰提供思路。

爱国爱教 修身立德——2023年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侧记

位于北京市安定门外的西黄寺,是自清以来藏传佛教高僧在北京的主要驻锡地。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唯一培养和授予单位-一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以下简称高佛院)便坐落于此。清幽之地,超然世外,藏传佛教“三级学衔”制度实施二十年来,这里培养了335位“拓然巴”,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逐渐成长为藏传佛教传承和发展的有生力量。2023年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上,由高佛院培养的藏传佛教高素质僧才提交了多篇优秀论文。文如其人,灼灼其华,本刊采访了其中的几位优秀代表。

翻译在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佛教通过翻译在传入吐蕃过程中,汲取了苯教的部分教义,形成了具有藏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推崇佛经翻译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时代时期,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必经之路。在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进程中,加强汉藏翻译,一方面使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翻译呈现社会主义发展内涵,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引进宗教中国化的理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使藏传佛教浸润中国特色,弘扬先进思想。

新时代背景下的都市藏传佛教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2022年1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提出,找准角色定位,是当代藏传佛教界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

庄严妙相金石梵音——浅析塔城地区博物馆馆藏藏传佛教造像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作为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雕刻之精、造型之美、历史信息之丰富,极具观赏价值。藏传佛教造像所用材质多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金铜佛造像。这些金铜佛造像不仅凝聚了人民的才智技艺、多元的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艺术风格,更彰显了藏传佛教造像的艺术成就。

藏传佛教中国化:汉藏寺庙建筑的审美共通性

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蕴含的美学精神和其他寺庙建筑具有共通性,是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美学精神的体现。藏传佛教寺庙的选址观念与道教“洞天福地”的理念具有共通的审美取向。在藏传佛教寺庙的绘画装饰空间中,可以领略到人的自觉和发展,尤其是寺庙壁画突显出了“人之美”。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作为佛教艺术,为了获得本土群众的审美接受,在审美观念、审美判断、审美情趣和审美方式上做出了大量适应藏地的改变,呈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意识的强烈追求。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作为中国宗教艺术,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应给予深刻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从而传承文化的优秀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艺术的力量。

明代格鲁派高僧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个案研究——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例

明代是我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时期。明初,宗喀巴严明戒律,整顿藏传佛教界修行弊端,创立格鲁派教义体系,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完成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之后,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两次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他在内地传法十年,促进了藏汉佛教的交流交融,增强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间的团结。他们为明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藏传佛教中汉乐遗存研究述要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研读,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概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视角、观点及方法等,可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现状。对藏传佛教音乐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问题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雄证——清代“笃信禅师”名号考

“笃信禅师”名号出自于《清实录》,记载的是甘肃卓尼著名藏传佛教高僧棍噶札拉参因调停藏尼冲突有功,清朝中央政府赐予其上师转世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称号。但棍噶札拉参的个人传记中记录的是棍噶札拉参本人获“笃信禅师”称号。其中所涉两位历史人物:一位是驰骋疆场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军喇嘛”一世喇嘛噶绕棍噶札拉参,一位是对西藏政教产生重要影响,维护了祖国统一、西藏地方稳定的摄政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名号归属问题,恰恰也反映出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对中央政府的绝对拥护,藏传佛教高僧所拥有的爱国品质是藏传佛教爱国传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将就此名号归属问题作相关讨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是要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树立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象征的中华民族认同,而其前提首先是要正确地界定“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为此我们必须同时破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牢固确立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的百姓都是中国人的崇高信念。而藏传佛教中国化则不是要将它汉化,而是要使它更加适应中华民族新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助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应该把汉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进而把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传统联结起来,加强中国佛教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鄂尔多斯藏传佛教建筑的历史分期及地域特征研究

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因早期同土默特地区一体化发展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文章选取明清时期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为研究对象,在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整体研究的框架下,通过史料分析和比较研究,探寻本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变迁,以及与周边同类殿堂建筑的关联。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二阶段的建筑形态呈现出同土默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但在建筑空间布局、柱网布置、结构体系等方面依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三个阶段逐步摆脱了土默特地区的影响,形成了以藏式和汉藏混合式建筑为基底的多样化建筑形态。

基于Isovist视域量化分析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转经道空间视觉体验研究

针对当下藏传佛教建筑研究多集中于文化内涵、历史演进与形式特征,对物质空间的内在属性及体验感受分析尚不深入的现状,本文通过对建筑实体测绘与史料分析,借助Isovist视域分析方法,对藏传佛教建筑转经道空间原型进行提取与视域量化分析,进一步阐明其物质空间特征与人的视觉体验之间的关联性,以期为地域性建筑分析与当代转译提供参考。

藏传佛教达冈“莲华”的宗教艺术

达冈僧服是佛教藏地化的产物,其中莲华元素成为西藏宗教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本文以田野考察获得的藏传佛教达冈标本为一手资料,将文献考据、标本测绘与访谈中的口述史料互相印证,对达冈形制中的“莲华”元素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挖掘达冈莲华元素背后蕴藏的藏传佛教服饰文化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莲华图符概念化的应用也成为藏传佛教达冈形态的标志属性,达冈僧服在藏地各教派僧侣中被普遍使用,其中“卷舒的菡萏堆”“莲叶求圆”“莲瓣形覆肩”与“金刚莲花梗”在达冈上的综合运用,揭示了藏地僧服物质形态的藏传佛教语意,呈现出佛教在亦教亦俗藏汉文化融合中投注在服饰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的范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