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梁有五部目录”考辨

《隋书·经籍志》是唐代重要的史志目录,学界对其中所载“梁有五部目录”的解释多有争议。考察阮孝绪《七录序》和《隋志》文本,“五部目录”既非五种目录书,也非名为《五部目录》的目录书,而是包括术数书在内的五部分类方法,即阮孝绪所记《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使用的分类方法,《隋志》所记《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则是缺少术数书目录的不完本。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西夏文“五部经”考略

本文主要介绍西夏文'五部经'的基本情况,指出其中的《大真言随持经》译自藏文本,不同于梵文本和汉文本中的《大护明大陀罗尼经》,至于藏文大藏经中的'五部经'如何形成,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西夏文《五部经序》考释

本文翻译并注释了西夏文的《五部经序》,指出这是一个名叫"齐丘"的西夏大臣在12世纪70年代之前奉诏写下的作品,但是他对于佛教及新译的经文似乎不大熟悉。

藏传佛教寺院与藏族教育

周润年先生《藏传佛教寺院与藏族教育》就藏地学经机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考试制度以及人才成就等作了详细的介绍,为我们了解佛教在藏地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哲蚌宗教源流》与果芒扎仓的学经内容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论文已发表不少,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队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大多注重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宏观研究,而缺少比较细微详尽的微观研究,比如对某个特定寺院或者说某个特定的扎仓的学经制度的研究,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些著名寺院某个特定扎仓的学经的情况。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基础研究,几乎使我们不可能对一些寺院的学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为此,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微观研究。本文将以《哲蚌宗教源流》为主要对象,着重研究拉萨哲蚌寺果芒扎仓的学经情况,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1974年,德国汉堡出版了著名藏族学者格西洛卓写的《哲蚌宗教源流》(),该书是以哲蚌寺之佛教发展史为题,用藏文完成的一部长达452页的巨著。由于作者本身就属于学识渊博的藏族高僧。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近两千年间,与封建君王关系密切的佛教高僧层出不穷,他们在宫廷的传法活动,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他们又往往要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如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尊为国师,大量翻译佛经,佛驮跋陀罗受南朝宋武帝刘裕敬重,传播禅法于江南,又如玄奘与唐太宗,法藏、神秀、义净与武则天,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受到元、明。

塔尔寺印经院述略

在名闻遐尔的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南面莲花山中的塔尔寺内,有一座颇具规模、卷帙浩繁的藏文图书传统印刷出版机构。藏语称“衮本华吉拉康鄂察日仁青林()”,意为“稀有吉祥大宝印经院”。它是青海省最早的藏传佛教印经院之一,亦是青海著名的综合性藏文图书传统编辑印刷出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