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石窟与藏传佛教造像

须弥山石窟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没有涉及有无藏传佛教造像的问题。须弥山石窟有藏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壁画遗存,一是第46窟的藏传佛教佛造像(在北周佛造像基础上的改凿),一是第48窟中心柱彩绘藏传佛教壁画造像。须弥山石窟藏传佛教文化有其生成背景:一是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二是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三是安西王忙哥剌皈依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艺术影响须弥山石窟造像应该在元代,明代初年敕赐须弥山圆光寺碑记载,寺院住持和僧众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说明最晚也是在明代初年。即便是到了明代,藏传佛教造像的文化背景也是在元代奠定的。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过程中的情感特征

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一切的行为都是神圣虔诚的宗教行为,也都是重新认识把握佛教精神的必要过程。造像的过程是藏传佛教修行者人生价值的反映,体现了藏传佛教修行者的根本追求,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感,因此在造像的过程中,造像者自然而然就会把身心沉浸于神圣超然的情感之中,从而获得超凡脱俗的精神升华,每一尊神灵造像就成为他们心理的需要和情感寄托的产物。

试论明朝时期藏传佛教造像中的汉式衣纹元素

明代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进入一个“爆发式”繁荣发展时期,在吸收多种风格后形成了极具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明代作为藏传佛教造像的风格定型期,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此时期的造像衣纹具有萨尔纳特式和中原汉式的成分。文章以历史背景、民族交流为铺垫,比较同时期汉地造像风格,列举具体实例,尤其是以永宣宫廷造像为案例,着重论述明朝时期汉地衣纹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具体影响。

首都博物馆藏清代藏传佛教造像简析

首都博物馆藏佛教造像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其中清代的藏传佛教造像尤为突出。本文拣选了部分清代藏传佛教造像藏品,并依照其艺术风格的特点,进行分门别类的述说。通过对造像艺术特点的分析,向读者展示多民族融合下造像艺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期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造像之美:法度与实践——从西藏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看藏传佛教造像的美学观

本文主张以一种"实践的美学观"重新审视藏传佛教造像美学,从西藏唐卡画师的主位视角出发,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藏传佛教造像美学进行探讨,由此提出:一方面,历辈西藏画师对造像量度理论进行的注解,反映出佛教造像美学不断被本土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不同画派画师对造像量度的艺术实践,导致藏传佛教造像美学朝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多族共创、融汇多元:乾隆朝宫廷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

清政权建立初期,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较为缓慢.即使有零星记载见于文献中,也多出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争的需要,成造佛像馈赠蒙古贵族,以达到笼络之目的.这样的宫廷造像随意性较强,且规模不大.康熙朝早期,其为遵从祖母孝庄皇太后的藏传佛教信仰,允许藏传佛教高僧出入慈宁宫和慈宁花园区诵经作法,为其驱病除灾,但仍未有大规模造像的记载的出现.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命内务府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中正殿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宫廷造像活动开始规范化.③如果说,中正殿念经处主要是对宫中造像的指导与管理,以及承担部分造佛职能,那么造办处④就应该被理解为承揽宫中各式佛像、法器修造的作坊.

首都博物馆藏元代藏传佛教造像撷英

元代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力发.展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艺术得以快速发展,各种风格独特、做工精美的藏传佛教造像作品应运而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中重要的发展阶段。首都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文物,其风格多样、题材丰富,数量众多,本文选取不同风格特点的馆藏造像精品进行研究评述,为广大研究人员和艺术爱好者提供参考。

关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若干问题的讨论

1996年为回应北京市文物局打开白塔寺山门、恢复古寺旧貌的计划,首都博物馆筹划利用馆藏藏式佛教铜造像在白塔寺文物保管所举办《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以期通过展品数量所产生的震憾力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从而扩大白塔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专题展览是博物馆经常面临的一项日常工作,也是系统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飞来峰元代造像探源——以藏传菩萨造像为例

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多有争议。以藏传菩萨造像为例,通过对造型的具体分析,并与西夏统治地区艺术、卫藏后弘初期艺术、"西天梵相"相比较,认为飞来峰元代藏传菩萨造像是在继承卫藏后弘初期艺术基础上,中和了时代风格"西天梵相",又有自身的创造,是"飞来峰样式"的体现。这种融合反映出元统治者与西藏的密切关系、"西天梵相"的流行、本地悠久的佛教造像传统。飞来峰元代造像见证了汉藏交流的历史。

云冈石窟造像面容雕刻规则初探——以第二期诸窟内的佛像为中心

由来自各地的工匠雕刻的云冈造像,其面容既有共性,细节上又不尽相同。本文尝试借鉴佛教量度学经典《造像量度经》和基于此经的藏传佛教造像线稿所提示的关键比例,对云冈第二期诸窟内佛像进行测算和分析,推测当时的工匠有可能遵循的造像规则。经测算,云冈第二期佛像面部比例有着整体较低的标准差,说明当时云冈造像面部比例或许存在某种统一的规则,而《造像量度经》虽时代较晚,但其中也有可能保留一些更早期的造像规则。

浅述藏传佛教玉雕造像的意义及可行性

藏传佛教造像供奉传统上多用金、铜等金属塑造,很少用玉石造像,随着藏传佛教在国内日益广泛地传播,信奉皈依藏传佛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笔者认为将传统玉雕和藏传佛教造像融合在一起设计,可以扩展玉雕作品的文化内涵,同时传播藏传佛教的丰富寓意,更好地满足宗教人群的审美需求.本文简要介绍玉雕藏传佛教造像及其可行性.

神奇的外八庙造像

神奇的外八庙造像李毅峰选自《藏传佛教造像》位于北京以北三百多里的承德的外八庙藏传佛教圣地，虽晚于西藏等地，但缘其皆为清帝敕命兴建，故吸取了已有的汉藏民族艺术形式及风格，集中了国内众多的佛教艺术精品，随使其成为新的藏传佛教盛地及佛教艺术世界。从现存的溥...

大黑天与十相自在——释读梁庄王墓中的藏传佛教文物

2001年4、5月间,湖北的考古人员发掘了钟祥市长滩镇的明梁庄王墓。墓内出土了5100余件精致的文物,被称为是'明定陵以后的最大发现'。其中还出土了五件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两件是金质的火黑天造像,三件是镂空的'十相自在'(图见《文物天地》2002年第1期梁柱文)。大黑天是大日如来降服恶魔时所呈现的愤怒相,它来源于印度的战神,崇祀它可以增加军威,

解读《巴协》中“藏式佛像”之说

《巴协》(《sba bzhed》)【1】是一本大家比较熟悉的史书资料了,虽然是否为吐蕃时期的巴塞囊其人所著,依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这本薄书终归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藏学史书,通过它我们对藏区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的历史背景有了较为详实的了解。它对早期藏传佛教造像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尤其对桑耶寺乌孜大殿的三种建筑样式和壁画。

玩转北京城 雍和宫

虽然年算是过完了,年味也已经不太浓烈了,但还是在这里揪住年尾巴向大家送上一句新年问候:过年好!上一期咱们去天坛转了转,感受了那里气派的建筑,浓郁的祭祀氛围。本期我带大家来到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猜猜是哪里?没错,就是——雍和宫。

唐卡的审美实践：造像量度作为审美评价的社会过程

藏传佛教造像量度是一种本土的美学观。依据文本阐释其审美法则与象征是传统的研究路径,却反映出民族美学的静态模式。美学的实践观则是主张还原到文化价值体系中,关注造像量度的审美评价及其表述的社会过程。在教学与创作时,审美活动常作为一项个体行为而存在。而在大型唐卡展览与比赛中,审美评价则可被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在这些唐卡专业评审中,造像量度独特的造型语言成为藏族唐卡画师自我确认的形式,佛教教义与造像量度的准确与否成为审美评价的前提。并且,在视觉效果背后,画师的修养与绘制过程的虔诚心也成为判断唐卡价值的重要维度。

法度中的创造:西藏唐卡画师对造像量度的艺术实践

造像量度是藏传佛教造像严格依据的身量比例与审美标准。从西藏画师的主位视角来看,虽然佛经中以数据和象征语言对唐卡的造像量度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但是在绘画实践中,画师需要有选择地使用忒康、勉昂与昂忒等各种量度线提高造型的生动性,决定是否增减造像的身量比例以解决因特殊尺寸而产生的视觉差,思考如何调整动态线以优化造像的体态与身姿,以及通过面部细节的微妙关系处理表达出各自对佛之相貌与神态的不同理解。在唐卡的起稿过程中,西藏画师不仅要根据图像和文献资料进行体悟,还需要通过程式化训练实现个性刻画,在法度中进行艺术创造。

兰露滋香泽 我与故宫出版社的故事

作为故宫人,陪着故宫出版社共同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对于出版社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记得二〇〇一年,我刚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公派留学回国,紫禁城出版社(后更名为故宫出版社)的万钧老师来找我,希望能帮助编一本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的书。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