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飞来峰藏传石刻造像的风格渊源与历史文化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飞来峰造像雕造过程、蒙元时期以至后期蒙古喇嘛教美术的历史 ,认为飞来峰造像间接反映了西夏藏传美术的影响 ;同时探讨了飞来峰布袋弥勒和尚对藏传佛教罗汉造像中“和尚”图像的影响 ;并强调了飞来峰造像的历史文化价值 :它是一座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里程碑。

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题材内容辨析

杭州灵隐飞来峰造像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石刻造像群,其中保存有汉民族居住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造精美的藏传佛教石刻艺术真迹。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飞来峰石窟造像作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建国后,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的资料收集与专题研究工作逐步展开与深入,至今有关著述已有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方面,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洪惠镇先生《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 (载〈文物〉1986年第1期,下文简称〈初探〉)是系统论述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的开拓性论作,具有经典意义。但毋须讳言,文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飞来峰有些藏传佛教造像《初探》也未予以研究。

须弥山石窟与藏传佛教造像

须弥山石窟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没有涉及有无藏传佛教造像的问题。须弥山石窟有藏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壁画遗存,一是第46窟的藏传佛教佛造像(在北周佛造像基础上的改凿),一是第48窟中心柱彩绘藏传佛教壁画造像。须弥山石窟藏传佛教文化有其生成背景:一是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二是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三是安西王忙哥剌皈依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艺术影响须弥山石窟造像应该在元代,明代初年敕赐须弥山圆光寺碑记载,寺院住持和僧众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说明最晚也是在明代初年。即便是到了明代,藏传佛教造像的文化背景也是在元代奠定的。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过程中的情感特征

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一切的行为都是神圣虔诚的宗教行为,也都是重新认识把握佛教精神的必要过程。造像的过程是藏传佛教修行者人生价值的反映,体现了藏传佛教修行者的根本追求,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感,因此在造像的过程中,造像者自然而然就会把身心沉浸于神圣超然的情感之中,从而获得超凡脱俗的精神升华,每一尊神灵造像就成为他们心理的需要和情感寄托的产物。

藏传青铜佛造像谱系研究

本文以已发表的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藏传青铜佛造像为研究对象,从中分析前弘之前至后弘时期,藏传青铜佛造像的外在与内在特点,以及相关造像之间的关系,以此总结出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佛造像特征。

飞来峰元代造像探源——以藏传菩萨造像为例

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多有争议。以藏传菩萨造像为例,通过对造型的具体分析,并与西夏统治地区艺术、卫藏后弘初期艺术、"西天梵相"相比较,认为飞来峰元代藏传菩萨造像是在继承卫藏后弘初期艺术基础上,中和了时代风格"西天梵相",又有自身的创造,是"飞来峰样式"的体现。这种融合反映出元统治者与西藏的密切关系、"西天梵相"的流行、本地悠久的佛教造像传统。飞来峰元代造像见证了汉藏交流的历史。

云冈石窟造像面容雕刻规则初探——以第二期诸窟内的佛像为中心

由来自各地的工匠雕刻的云冈造像,其面容既有共性,细节上又不尽相同。本文尝试借鉴佛教量度学经典《造像量度经》和基于此经的藏传佛教造像线稿所提示的关键比例,对云冈第二期诸窟内佛像进行测算和分析,推测当时的工匠有可能遵循的造像规则。经测算,云冈第二期佛像面部比例有着整体较低的标准差,说明当时云冈造像面部比例或许存在某种统一的规则,而《造像量度经》虽时代较晚,但其中也有可能保留一些更早期的造像规则。

试论明朝时期藏传佛教造像中的汉式衣纹元素

明代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进入一个“爆发式”繁荣发展时期,在吸收多种风格后形成了极具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明代作为藏传佛教造像的风格定型期,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此时期的造像衣纹具有萨尔纳特式和中原汉式的成分。文章以历史背景、民族交流为铺垫,比较同时期汉地造像风格,列举具体实例,尤其是以永宣宫廷造像为案例,着重论述明朝时期汉地衣纹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具体影响。

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金铜佛像看藏传佛教艺术

藏传佛教造像伴随着中古、近古中华民族发展的里程,几近千年岁月,一路走来。它见证了西藏民族的审美观,同时也融入了域外文化的精髓。在广阔的地域和漫长的时间交织中,能寄托藏族人们的深厚情怀之物,恐非藏传佛教造像莫属。从佛教传入西藏,藏传佛教的大盛,至以后的明清两代藏式金铜佛像流行,一度成为主流。这对藏传佛教造像的文化艺术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神奇的外八庙造像

神奇的外八庙造像李毅峰选自《藏传佛教造像》位于北京以北三百多里的承德的外八庙藏传佛教圣地，虽晚于西藏等地，但缘其皆为清帝敕命兴建，故吸取了已有的汉藏民族艺术形式及风格，集中了国内众多的佛教艺术精品，随使其成为新的藏传佛教盛地及佛教艺术世界。从现存的溥...

首都博物馆藏清代藏传佛教造像简析

首都博物馆藏佛教造像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其中清代的藏传佛教造像尤为突出。本文拣选了部分清代藏传佛教造像藏品,并依照其艺术风格的特点,进行分门别类的述说。通过对造像艺术特点的分析,向读者展示多民族融合下造像艺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期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造像之美:法度与实践——从西藏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看藏传佛教造像的美学观

本文主张以一种"实践的美学观"重新审视藏传佛教造像美学,从西藏唐卡画师的主位视角出发,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藏传佛教造像美学进行探讨,由此提出:一方面,历辈西藏画师对造像量度理论进行的注解,反映出佛教造像美学不断被本土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不同画派画师对造像量度的艺术实践,导致藏传佛教造像美学朝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浅述藏传佛教玉雕造像的意义及可行性

藏传佛教造像供奉传统上多用金、铜等金属塑造,很少用玉石造像,随着藏传佛教在国内日益广泛地传播,信奉皈依藏传佛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笔者认为将传统玉雕和藏传佛教造像融合在一起设计,可以扩展玉雕作品的文化内涵,同时传播藏传佛教的丰富寓意,更好地满足宗教人群的审美需求.本文简要介绍玉雕藏传佛教造像及其可行性.

多族共创、融汇多元:乾隆朝宫廷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

清政权建立初期,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较为缓慢.即使有零星记载见于文献中,也多出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争的需要,成造佛像馈赠蒙古贵族,以达到笼络之目的.这样的宫廷造像随意性较强,且规模不大.康熙朝早期,其为遵从祖母孝庄皇太后的藏传佛教信仰,允许藏传佛教高僧出入慈宁宫和慈宁花园区诵经作法,为其驱病除灾,但仍未有大规模造像的记载的出现.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命内务府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中正殿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宫廷造像活动开始规范化.③如果说,中正殿念经处主要是对宫中造像的指导与管理,以及承担部分造佛职能,那么造办处④就应该被理解为承揽宫中各式佛像、法器修造的作坊.

解读《巴协》中“藏式佛像”之说

《巴协》(《sba bzhed》)【1】是一本大家比较熟悉的史书资料了,虽然是否为吐蕃时期的巴塞囊其人所著,依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这本薄书终归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藏学史书,通过它我们对藏区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的历史背景有了较为详实的了解。它对早期藏传佛教造像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尤其对桑耶寺乌孜大殿的三种建筑样式和壁画。

首都博物馆藏元代藏传佛教造像撷英

元代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力发.展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艺术得以快速发展,各种风格独特、做工精美的藏传佛教造像作品应运而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中重要的发展阶段。首都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文物,其风格多样、题材丰富,数量众多,本文选取不同风格特点的馆藏造像精品进行研究评述,为广大研究人员和艺术爱好者提供参考。

关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若干问题的讨论

1996年为回应北京市文物局打开白塔寺山门、恢复古寺旧貌的计划,首都博物馆筹划利用馆藏藏式佛教铜造像在白塔寺文物保管所举办《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以期通过展品数量所产生的震憾力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从而扩大白塔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专题展览是博物馆经常面临的一项日常工作,也是系统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玩转北京城 雍和宫

虽然年算是过完了,年味也已经不太浓烈了,但还是在这里揪住年尾巴向大家送上一句新年问候:过年好!上一期咱们去天坛转了转,感受了那里气派的建筑,浓郁的祭祀氛围。本期我带大家来到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猜猜是哪里?没错,就是——雍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