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苏轼碑刻拓本鉴藏印考

鉴藏印是了解书画作品来源的重要手段,而苏轼碑刻拓本上的鉴藏印章目前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馆藏苏轼碑刻拓本所钤鉴藏印为主要研究对象,考查这些鉴藏印的印主信息,并对其书画艺术活动进行钩沉,兼及考证这些碑刻的书写及镌刻等相关信息。本文期望通过资料梳理,丰富苏轼碑刻拓本印鉴的认识,从而深化对苏轼书法的相关研究。

《中英藏印通商章程》交涉始末

中英关于《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交涉是近代英国侵略中国西藏与清政府坚决抵制侵略、捍卫主权的一场激烈较量。此次交涉中英国的目标是取得“直接交涉”及“印茶入藏”“关税”等侵藏核心利益,清政府全权代表张荫棠坚决抵制英国各项侵略要求,与之展开激烈外交斗争,终使英国的企图未能完全实现。《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虽具不平等性质,但在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极为不利的时局下,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主权。

印多必失——隆皇帝书画鉴藏印的三种布局

鉴藏印是收藏者盖在书画作品或图书上用来鉴赏、校订、收藏的印章。唐朝时,帝王开始使用鉴藏印,如唐太宗的“贞观”印和唐玄宗的“开元”印。到了宋朝,官方收藏的书画作品日益丰富,帝王鉴藏印的使用也逐渐规范,如宋徽宗的“宣和七玺”,即是7方成套的鉴藏印。明清时期,帝王们使用的鉴藏印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就有3000多方,其中清高宗乾隆皇帝的鉴藏印最多,大约有500方。

《伏庐藏印》版本考述及其再版原因探析

民国时陈汉第辑《伏庐藏印》,包括原钤拓本《伏庐藏印己未集》《伏庐藏印庚申集》《伏庐藏印续集》《伏庐考藏玺印》四种,其收录的印章与编订体例均有不同,而今人时常对此不加区分、笼统混称,因此有必要对其编辑经过和不同版本加以厘清。而且,《伏庐藏印》后经多次重新编订、影印和再版,这在民国印谱的辑订史上亦属少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陈氏收集的古印经过慎重审定,精品多;二是,《伏庐藏印》相关印谱的编订逐步趋于科学合理;三是,好古人士的推崇和篆刻家的需求强烈;四是,印学群体、社团与出版社等的推动。借由《伏庐藏印》反复再版的原因分析,也可管窥民国时期集古印谱传播的社会生态。

浅论鉴藏印

鉴藏印又称收藏章、藏书章或收藏鉴赏印,一般指书画作品收藏或古籍善本收藏所用之印,区别于一般的书画作品钤印所用的基本名章和闲章,多半体现收藏者的鉴藏方法、习惯或志趣等。鉴藏印是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对于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当也必须继承、发扬。

金石可镂 汲古得新一-记“文以载道·金石拓本题跋暨斋馆别号鉴藏印国际大展 ”

新年伊始,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与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承办的“文以载道·金石拓本题跋暨斋馆别号鉴藏印国际大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2022年策划的年末收官展览,仅用20余天就完成了约稿、征稿、收稿、评审。

“文以载道--斋馆别号鉴藏印暨金石拓本题跋国际大展”举办

不久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承办的“文以载道--斋馆别号鉴藏印暨金石拓本题跋国际大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面向全国金石书法篆刻爱好者征稿,还得到了国际友人的积极响应。评选出的二百四十余件参展作品均体现着作者对斋馆别号鉴藏印和金石拓本的全新诠释与独特理解。

汪启淑及其“飞鸿堂”藏印

汪启淑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藏印家。他所汇集的名家印谱——《飞鸿堂印谱》,包含极其深蕴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赵尔丰、张荫棠因《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而起的一场争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日,张荫棠以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西藏查办事件大臣身份,与英国代表韦礼敦拟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章程》全文在当时报章一经刊登,即引发时被任命驻藏办事大臣的赵尔丰的异议。本文主要梳理了赵尔丰、张荫棠关于《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争论及清廷对争论的裁决。赵尔丰与张荫棠当时所处位置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赵尔丰由于过去的"事功"显得进取与强硬,而张荫棠处在外交谈判位置"妥协"恐难免。《章程》整个谈判过程是张荫棠与外务部不断协商并在其领导下进行的,外务部清楚谈判过程的艰难与反复,故指出赵尔丰"陈议虽高而于事局不无隔膜",清廷最高统治者最终也同意了外务部观点及处理方案。

鉴藏印释文辨析

鉴藏印是鉴赏印和收藏印的合称。在古籍版本的鉴定中,鉴藏印是重要的参考因素,通过对鉴藏印的研究,古籍的流传情况得到清晰的把握,版本得到准确的鉴定。篆刻是由古代印章的制作和镌刻而发展成为艺术的,因此,"篆刻"和"印章"这两个概念常常在广义上互相包容。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出于章法的需要,会将文字作各种特殊处理,其结果可能和楷字形体相距甚远,这就带来了印文释读上的困难。文章用一些极具典型性的实例,对篆刻用字中的繁体、异体、简化、变体、合文等种种情况分别进行阐释说明,并论述了鉴藏印释文辨析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以期对目前开展的古籍普查工作有所裨益。

赫政与中英《藏印条款》谈判

由于缺乏翻译人才,清政府往往在列强侵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交涉中,委派在华外国人作为翻译。故在中英《藏印条款》的谈判中,仍以赫政担任中方翻译。在谈判过程中,赫政往往根据赫德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并与英印当局勾结损害中方权益,同时利用升泰对他的依赖,干涉谈判事务,进而成为正式的谈判代表。

叶昌炽字号及藏印考

清末民初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叶昌炽,同时也是著名藏书家,其字号、室名众多,许多都治成印。本文从考证叶氏字号、室名命名原由入手,对其藏印进行考证。

《中英续定藏印条约》的交涉

19世纪80年代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侵略者利用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接壤的便利条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西藏,先后发动了两次震惊中外的侵藏战争。英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国藏印条约》及其续约以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条款,把势力渗透到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把清政府逼到了绝路。在两次重要的战后交涉中,清政府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由第一次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转变为第二次积极主动的争取,并最终保全了西藏的行使主权归属中国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浅谈《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交涉经过及启示

西藏地方的第一次抗英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中英双方就哲孟雄(锡金)的主权变更,印藏通商等问题进行多次交涉。1890年2月,中方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英印总督兰士顿在孟加拉城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藏军武器落后,且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符咒、占卜之上;清政府一味妥协,使战机延误,作战失利等诸多原因,直接导致了西藏地方的战败。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时的国际形势浅析

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日益强大,逐渐威胁到了英、法、俄等国在世界殖民地市场上的利益。为了对付这个欧洲共同的敌人,它们化解前嫌,订立所谓的"三国协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挽回了西藏的主权,这既是清政府努力的结果,也是英、俄为了联袂对付德国在双方殖民地利益上妥协、让步的结果。

文硕、升泰与藏印通商埠口问题

1886年,驻藏大臣文硕提出与英属印度在大吉岭通商。1889年,驻藏帮办大臣升泰提出与英属印度在亚东通商。文硕主张保藏抗英,升泰则丧权误国,英属印度政府在哲孟雄问题及边界问题上取得巨大利益后同意了升泰的亚东通商提议。

董其昌《汪虹山墓志铭册》中的陆心源鉴藏印和题跋献疑

《汪虹山墓志铭册》系董其昌为其好友汪宗鲁先父汪虹山所作,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然此册页的行文内容以及册页中“东郭草堂”朱文长方印、“神品”朱文长方印等部分鉴藏印与陆心源著录《穰梨馆过眼续录》不尽吻合。同时,陆氏“归安陆心源字刚父印”朱文方印、“存斋又称潜园”朱文方印、“潜园鉴赏”朱文方印,均与陆心源标准印存在差异。此外,陆心源的题跋与其同期书法水平和风格亦有异。故该册页的真实性有待商榷,难以言之为陆心源旧藏之物。

从《张宗祥藏印集》看他与温州名士的交往

海宁张宗祥纪念馆收藏的《张宗祥藏印集》,大部分都是名士为他所刻的姓名印、斋馆印和闲章,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张宗祥与当时文化界交往的广泛,来往的密切,其中有名儒,也有在大学中任教的学者,也不乏活跃于书画界的文人和艺术家。特别是与温州名士的交往,仅《张宗祥藏印集》中就有5人之多,所辑入的题签和藏印,正是张宗祥从任瓯海道尹开始与他们在不同时期交游的记录和见证,体现了张宗祥与他们之间交往情谊,为浙南艺林增添了动人的一章,为浙江文化圈留下了许多佳话。

王掞书画鉴藏印探析

本丈通过对清代王时敏之子王掞收藏史料的整理,从其听藏书画中摭遗鉴藏印二十九方。王掞诸多鉴藏印以精整印风为主,拙文增补了其既往研究中未被著录的鉴藏印,为王掞的书画收藏研究提供了部分基础资料。

徐邦达鉴藏印考述

徐邦达(一九二—二〇一二),初名诗达,后改以邦达,曾用名徐旁、李升,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年号蠖叟。他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徐邦达曾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最主要的学术建树是书画鉴定,著述丰硕,蜚声于海内外。这些源于他自幼的家学濡染,跟随名师巨擘赵叔孺、吴湖帆等人学习,辅之以后天的勤学锤炼。徐邦达寓目书画数量盈千累万,在书画鉴定界享有“徐半尺”的美誉,薛永年更称其为“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