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本到数字 藏文典籍的未来之路

藏文化作为我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以及传承价值。为了更好地保护藏文化,我国出台了许多政策和计划,有效加大了对藏文典籍的保护力度,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寺院等也都积极参与到这一保护工作之中。然而,藏文典籍的保护面临着许多挑战,就数字化保护来说,无论是技术难题、资金投入还是相关人才的培养都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基于此,现围绕藏文典籍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展开一系列探讨,期望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

藏文典籍中的一些炼丹史料

在一些藏文典籍中，具有丰富的炼丹术史料，很有研究价值。这里介绍数例，以供自然科学史研究者参考。

藏文典籍装帧与命名特点初探

文章探讨了藏文典籍的版式印刷形式及藏文典籍梵夹本的装帧特点。藏文典籍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用色彩命名和修饰喻的运用,使藏文典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特点。

近代媒介视野中的“珠穆朗玛”:作为边疆镜像的想象与竞争——基于藏文典籍、《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报刊的对照审思

边疆治理历来是国家主体性建构与主权宣示中的重要一环,对边疆不同的认知和定位决定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布防施策,也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本文选取我国“珠穆朗玛”这一重要而独特的边疆意象,以宗教典籍与清代舆图中的相应记录为背景,分析爬梳新中国成立前英国《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中英文报刊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借助公开报道对我国边疆意象的易名与话语先占,西藏民众基于宗教文化想象的“抵抗式沉默”,与我国近代报刊以紧跟西方动向和输出文化想象为主的报道手段,均表明相应主体对观念建构主权想象的认识不足,这也导致近代我国落后于国际话语竞争之局面。本文认为,媒体报道作为一种询证文献,是对特定时期历史语境与话语张力的生动记录。着眼当下,媒体报道服务于国家治理与观念建构的突出作用亦愈渐显明。对此,国家应全方位注重各类史实的采集与辨析,并以智库建设的高瞻远瞩创新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边疆话语及其表达机制,以抢占我国事实性边疆的先声权。

试论藏文典籍文化

藏族典籍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它是以书籍的外在形式来表现藏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现象。藏文典籍雏形出现于松赞干布时期,后随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此同时,藏文典籍的刻写、印刷、装帧及其对藏文典籍的管理都与独特的藏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与分类研究

藏文典籍数量之多,在国内仅次于汉文典籍。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空前的毁损,但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西藏历史档案馆和萨迦寺等处,仍有大量收藏。这些珍贵的文献已成为研究藏族历史、宗教、语言、医学以及科技史的重要的资料。有效地利用这些宝贵文献为社会服务,首要的问题是各图书馆要分类编目,尽快地把它们提供给本地或本单位的读者,其次是编制全国或各地区的联合目录。

藏文典籍的分布及其分编问题

在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藏文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年。藏文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仅国内而言．就有六十万函．以现有的编目力量，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典籍的分编尚不统一，而尚未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到实践，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提到议事日程上不可的时候了。

德格印经院藏文典籍的印刷与出版

被誉为藏族文化宝库的德格印经院,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它由第四十二世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距今已历260多年。 德格印经院与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那塘印经院并称为三大藏文印经院,而德格印经院所藏书版最为丰富广博。据统计,该院共有书版217,500块,每块两页,一页按600字计算,字数总计达二亿五千余万之多。 这里藏书4,569种。印刷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外驰名。除佛教经典著作外,哲学、医学、天文历算、辞书文法、文学、音乐、美术、建筑、工艺、地震方面的著作,亦非常丰富。这些书版,是研究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极其重要的资料。还有一部《印度佛教源流》,是这里仅存的稀世珍版。

藏文典籍中属格助词的特殊用例之我见

(一) 在传统的藏文文法学里总称为■的■这五个属格助词的通常用法,大体有连接词语和连接句子两种。连接词语的,不论是在散文或在韵文中,这五个属格助词都可根据它们自己的添加规律去连接两个词或词组。一般说来,多用在定语和中心词之间。

藏文典籍西传述论——以埃文斯温茨和达瓦桑珠的藏英翻译为中心

埃文斯温茨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也是向西方传播藏文典籍的先驱人物之一。他与锡金的藏英翻译师卡泽·达瓦桑珠合作翻译了《西藏生死书》《大圆满》《米拉日巴传》等重要藏文文献。这些译著的问世不但吸引了无数西方读者,还成为西方学者从文献典籍层面了解和研究藏文化的依据。文章在简述两位译者生平事迹的基础之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详尽梳理了四部藏文文献的翻译、出版和传播情况,并分析了翻译藏文典籍的目的及价值,旨在为藏文典籍的翻译及研究提供可靠参考。

试谈藏文典籍命名的色彩及修饰

试谈藏文典籍命名的色彩及修饰藏文典籍包罗万象、涉及面广，是构成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文典籍除内容的广博外，还具有其特殊的色彩命名与书名修饰等特点。万果和德吉草发表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二期上的文章对此作了研究。文章说在藏族文献史料...

藏文典籍中句子成分的省略及其修辞效果

文章的体裁和内容不同,要求表达内容的句子长短也各不一。一般说来,在对话等形式的文章中,使用短句较多。所谓短句,都是与长句相比较而言的,其结构形式又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如象句子各种成分的省略,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短句,在藏文典籍中差不多比比皆是,信手可拈。所以,关于词语省略方面的理论,很早以来,在有关藏语言文字的一些专著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色多藏文文法》(gser tog sum rtags)和《藏文字词概述》

藏文典籍的篇首赞颂词

(一) 我们不论接触到十三世纪后,前人撰写的一部什么内容、什么体裁的藏文典籍,它都有与汉文典籍截然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在它的正文前面,差不多都有一首或若干首赞颂词。这个特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几乎成为一部著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直至现在某些藏族学者在他们的某些著作里仍然沿用着。这种格式的形成,也和其它事物一样,有其发生、发展过程。

藏文典籍篇首赞颂词的翻译问题

当我们翻译任何一本藏文典籍时,只要它的篇首有赞颂词,是否也应译出呢?我们认为,不论从保持原著的原貌和完整性,或者从该赞颂词用在该篇之首的需要来说都应译出。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不论是正式翻译出版或内部印发的极有限的那一部分翻译典籍来看,大都没有译出。其原因虽是多方两的,但总的说来,原因不外两种:一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二是赞颂词本身存在的实际问题。

译学视野下的藏文典籍翻译——评《西藏王臣记》郭氏译本的翻译风格

翻译既是语义的转换过程,也是文化的移植和传播过程。汉藏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两种文化的个性差异构成了翻译的重要障碍。《西藏王臣记》郭氏译本中,译者受到本族文化和自身文化意识局限性的影响,未能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文化信息及文化语境。

藏文佛学典籍与藏戏探源

西藏高原堪称中印文化交流巨大的艺术宝库,此地珍藏的大量佛教经书宝典如“甘珠尔”、“丹珠尔”、《贤愚因缘经》、《金城公主的传说》等宗教与世俗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历史上曾对吐蕃原始乐舞、戏剧与曲艺等形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风格独特、形式多样的藏戏与佛教戏曲则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藏文佛学典籍的文化传统。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文典籍收藏考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藏文典籍收藏机构。论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对18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该所藏文典籍库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进行梳理,纠正了以往有关俄国首批藏文文献出现时间的错误认识;对该研究所以藏文典籍收藏为基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藏学典籍收藏、整理、研究体系进行了阐述,强调其为世界藏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藏文典籍目録學史考述

藏文典籍目録從8世紀創製到13世紀衛巴羅色等人首次編製藏文大藏經目録,再到14世紀布頓大師系統編纂完成藏文大藏經目録,最後到現在當代系統目録分類,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編著有豐碩的目録學著作,在分類結構和編纂方法上取得了很高成就。系統地梳理、考證和研究這些藏文典籍目録的文本背景、著者身份、著作年代,對完善藏文文獻學和目録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