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藏独”闹剧与反“藏独”斗争

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六起"藏独"闹剧,具体是:第一起,1912年英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蛮横地提出民国政府不得干预西藏事务等无理要求;第二起,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唆使西藏地方亲英分子首次公开提出"西藏独立"的要求;第三起,1942—1943年,英国授意西藏地方亲英分子私设噶厦"外交局",企图使西藏成为具有完全外交权的事实上的"独立国家";第四起,1943年的太平洋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别有用心地称西藏为国家,反对中国政府为恢复藏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第五起,1947年的泛亚洲会议上,在英国及印度某些势力的暗箱操作下,西藏噶厦代表不仅被邀前来参加这次只有亚洲主权国家方可参加的会议,还被默许展示所谓"国旗"和被安排登台致辞;第六起,1947—1948年,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夏格巴任团长的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窜访美欧,四处兜售其"藏独"谬论。对这六起"藏独"闹剧,民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统一。回顾历史,总结民国时期反"藏独"斗争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疆独”、“藏独”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分裂主义势力推动、国际势力介入导致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在横向维度上,分裂主义势力的海外活动网络以宣传和破坏为手段,向外部势力及散居者寻求同情和支持。在垂直向度上,外部势力的干涉,推动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升级。我国的"疆独"、"藏独"分裂主义正是沿着这两个路径,不断地走向国际化。对国际化的深入剖析,既是我国反分裂理论构建的基础之一,也是我国反分裂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独的本质是复辟政教合一政体

不论是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是通过对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社会发展状况的比较来看,政教合一都是一种落后的政治体制。达赖集团统治西藏时实行的正是这种极其落后和残忍的制度,而藏独的本质也正是要恢复政教合一体制。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尼泊尔境内“藏独”势力历史与尼政府对其政策

尼泊尔境内"藏独"势力问题研究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却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议题。从历史上看,尼境内"藏独"势力是美国、印度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与达赖分裂集团相互勾结利用的产物,尼泊尔在其中只不过扮演一个被绑架者的角色。自1960年"藏独"势力在尼境内存在以来,尼泊尔对其采取了一贯的、鲜明的"治理"政策。剖析这种政策的形成原因和制约因素是理解如何增强"治理"效果的前提。

肯尼迪政府联印制华与“藏独”活动的嬗变

制度竞争是冷战的主要特征及重要内容,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为东西方开辟了新的斗争舞台。伴随中国在新兴国家中的威望日益上升,肯尼迪将其解读为中国扩大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力的胜利,认为必须拉拢印度这一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以扭转颓势。他的对华、对印认知促成了联合印度并强化支持流亡藏人来制衡中国政策的出台。中印边界战争使美印合作空前提高,双方形成联合涉藏计划:"藏独"分子一方面扩大在藏情报搜集,同时成为印度边防力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日益强化以政治、文化手段在国际舞台鼓吹"藏独"。肯尼迪掌权时,美国联印制华达到顶峰,与此相对应,"藏独"活动亦步入关键嬗变期。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台独”与“藏独”分裂势力勾连新动向及应对

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相继赢得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全面掌控台湾地区政局。台湾当局利用岛内部分选民对"流亡"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信仰,在炒作"西藏人权"问题的基础上,对台湾地区的"涉藏政策"实施暗度陈仓式的调整。此种趋势将影响台湾岛内反"藏独"的政治基础,影响我国反分裂的大局。在东南部海上边疆和西南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上,"台独"和"藏独"存在短时期内加剧勾连的可能,值得有关部门高度警惕。要对"流亡"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窜访台湾有充分预案,使台湾当局因支持"藏独"而付出代价,在台湾反"藏独"战术上做到随机应变。

“藏独”反动宣传品治理机制研究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即面临重大机遇也存在严峻的挑战。对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的藏区而言,能否有效治理"藏独"反动宣传品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基于当前我国"藏独"反动宣传品存在的大背景,分析其来源情况,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研究打击"藏独"反动宣传品流入、制作、传播的法律适用问题,探寻遏制"藏独"反动宣传品的综合治理机制,坚决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积极开展反“藏独”斗争 维护祖国核心利益

欧洲是“藏独”势力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以“藏族之家”为首的“藏独”势力在这里兴风作浪、不断制造事端0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西班牙近百名“藏独”分子与之呼应，先后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门前闹事，并向馆内投掷砖头石块等。“藏族之家”还以全体藏民的名义致信西班牙国王和首相，挑拨中西关系，妄图破坏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取得的外交成果。

“藏独”网络恐怖活动应对措施初探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在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藏独"分裂势力也把目光投向互联网,利用其进行破坏活动。目前,网络恐怖活动频发,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要严密监视"藏独"分裂势力在互联网的新动向,运用各种措施遏制网络恐怖活动的发生。

“西藏问题”国际化及“文化藏独”危害性探析

"西藏问题"国际化既与国际格局变化有关,又与全球化放大宗教对国际关系影响有关。西方国家吹捧达赖和达赖借助西方表达"政治诉求"二者相互倚重,各取所需,各有所图。达赖能够博取西方社会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与其运用"高超"宣传技巧分不开。达赖明知"急独"不成、"和谈"无望,故采取了类似"台独"的策略——渐进式"文化藏独",其现实危害不容小觑。

当前应对疆独、藏独等“三股势力”破坏活动对策探析

新疆"7·5"事件、西藏"3·14"事件等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危害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依然在利用各种机会,借机肆意歪曲事实,制造恐慌,挑起民族、宗教纠纷,从而达到他们妄图分裂民族、分裂祖国的目的。当前,应全面、系统、客观地提升对疆独、藏独等"三股势力"破坏活动的认识,积极探索科学、严密、有效的应对措施,切实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有效保护国家及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比兰德拉国王政府对尼境内“藏独”势力的政策举措

比兰德拉国王政府时期,尼泊尔无论身处怎样的世界政治气候与周边环境,总体上能在尼中友好合作关系基点上秉持正确的涉藏立场。1972-1984年,面对世界战略格局和亚洲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尼中关系的深入发展,尼政府在行政、军事、法律和外交等方面上交相运作,不仅剿灭了木斯塘“藏独”武装,而且将涉藏问题纳入“和平区”建议中。1985-1989年,尼政府并未随着美国、印度掀起的干涉中国西藏的浊浪起舞,甚或不再承认逃尼藏胞为“西藏难民”,更不再容留他们。1990-1991年,尼政治变革的“窗口漏洞”使尼境“藏独”活动出现短暂的活跃迹象,但1992年尼民主制巩固后,尼涉藏政策重回正轨,并未因美国、印度对华关系持续紧张而再次偏离。

中国边防安全中的“藏独”问题研究

通过对藏独势力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论述,对什么是藏独以及藏独要求的实质、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剖析,对如何有效化解藏独势力危害提出了对策性思考。

“西藏独立”问题的形成与实质

":西藏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谓"西藏独立"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西藏独立"阴谋彻底破产。

“藏独”是民族之害、国家之患(二)

2、蠢蠢欲动的分裂图谋——从“七·八事件”到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7月8日，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西藏部分上层加快了与祖国分离的步伐，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噶厦官员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说，西藏民众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

台湾地区“藏独”及援“藏独”组织的运作

3月7日,在台湾的藏人组织及30多个台湾团体联合发起所谓“3·10西藏抗暴”游行,游行人数约800人。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范云、副秘书长林飞帆等积极参与。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洪申翰表示,今年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大选”年,台北及桃园都设有投票地点,“这代表台湾已经成为支援西藏民主自由的地方”。“藏独”与“台独”的勾连再度进入外界视野。

“藏独”是民族之害、国家之患(四)

达赖的谎言——罔顾事实、混淆黑白的谬论 近年来，达赖高唱“和谈”，大谈所谓“中间道路”。同时，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攻击，捏造所谓“西藏环境遭到破坏”、“西藏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面临灭绝”、“藏族成为西藏地区少数民族”、“西藏人权得不到保障”等伪命题，

“藏独”是民族之害、国家之患(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地方也从未脱离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而“独立”。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毋庸置疑的主权。然而，近年来，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子，在境外一些势力的支持下，打着“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幌子，以暴力和各种变相暴力为主要形式，屡次在我国境内外组织煽动各类“藏独”活动，大肆鼓吹和渲染“藏独”理论，混淆视听。

跨文化学习背景下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从西方媒体对“藏独”问题的宣传视角看

2008年西方媒体对"藏独"问题的宣传视角,充分显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目的。在跨文化学习背景下,西方媒体的宣传及其西方政治价值的渗透都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要从传媒视角加强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在对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媒介的舆论引导作用,并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