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

明清之际,川藏道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除了中央政府的主动开拓,西藏地方也参与到了整个进程之中。自明中后期开始,大量藏族僧俗人员自川藏道前往内地朝贡,并将巨额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带回西藏,这是“汉藏金桥”兴起的重要背景。当康区的白利土司阻断了川藏道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支持蒙古首领固始汗,攻灭了白利。清初,西藏地方与内地在川藏道东端打箭炉广泛开展贸易活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与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后,川藏道沿线多数地区逐渐纳入四川省管辖,清朝为保障道路畅通,以巨额茶叶与白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补贴。由川藏道的兴起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互动,可以深刻理解该道成为双方连接纽带的原因,以及西藏地方牢固纳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内在逻辑。

略论明代川藏道的发展

明代以前茶马互市兴盛,大量四川茶叶入藏,朝廷重视川藏道的通畅,设置驿站以便往来。明朝修缮川藏道,川藏道具备官道与茶道的双重角色,来往的茶叶商人多由此通行,逐渐开辟了若干支线。雅、康茶道运茶多以人力搬运,康定到拉萨改为畜力运输,从康定出发的北线川藏商道与南线川藏官道在昌都汇合而至拉萨。川藏道既是商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川藏道沿线兴起商业繁荣的城镇,湖广、四川等地产茶区商品经济发展,商贸往来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藏区吸纳了更多的汉族文化,除了先进的种植、纺织、建筑、陶瓷等技术,汉藏商人逐渐形成马帮、牛帮等商帮文化和特殊的背夫文化。藏区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出现街市,藏传佛寺有汉族元素。汉藏民族往来加深了心理认同感,建立深厚的友谊。

密藏道开与冯梦祯交游考(1584-1591)——围绕早期《嘉兴藏》刊刻的因缘展开

密藏道开与冯梦桢这对缁素法友,是晚明佛教史中被严重忽略的人物;从今天存世的文献来看,他俩对于著名佛教文献《嘉兴藏》事业,曾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密藏道开是《嘉兴藏》早期刻经场安排的实际指挥者,刻经场地的选择,人选、物资的筹措,多方事宜的安排,皆出自道开禅师之手。而冯梦祯作为南方知名士大夫,是藏经事业的重要护法及檀施的贡献者与募集者,还曾亲自组织参与校雠佛教的工作。正是冯梦祯与道开间密切的合作与频繁的交流,才使得早期《嘉兴藏》事业从无到有,并从江南筹措资金、人才,于五台山顺利开展,且预留出南方的备用经场。历来解说《嘉兴藏》刊刻初期事迹,多囿于僧人自述及后人总结的文字,片面突出紫柏大师的地位,而对密藏道开与冯梦祯的互动与贡献关注较少。道开与冯梦祯曾留下不少的尺牍文献,冯氏还有日记存世,若取尺牍与日记对读,可以清晰地看出二人于万历第二个十年间真实具体的交往状况;从琐碎的晚明社会生活中,厘清佛教史发展的现场,纠正对《嘉兴藏》刊刻史的叙述偏差。从社会生活史角度考察两位《嘉兴藏》组织者与亲历者的举动与选择,还能有助于还原晚明佛教的社会基础,以及佛教复兴的复杂状况与来之不易。

从两部民间藏道经抄本再谈明代《道藏》的编纂与刊刻

民间抄本《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为清嘉庆十七年抄录,所抄底本为宣德九年刊本。由抄本序言和刊刻时间来看,从永乐十七年开始,中经仁、宣二朝,《道藏》继续编纂和刊刻,并非只有正统十年刊本;民间抄本反映出《孔雀明王经》为明万历四十四年刊刻,学术界推断的《续道藏》为万历三十五年编刻成的论断也不成立。

参照新编佛藏道藏目录改进《中图法》佛教道教类表的建议

本文参照《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新编〈道藏〉分类目录》，对《中图法》佛教道教类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对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并同时设计出新类表。

清代前期经略西藏与川藏道上的将军信仰

延续前代奉祀武将为神的信仰文化传统,清初以来川藏道上的将军信仰及其传说故事不断发展,向西传入青藏高原。这一进程反映出川、滇等直省在清代前期经略西藏过程中的地缘政治关系。清代的将军信仰活动与川藏道上的政治事件、自然地理、边茶贸易、官祀行为息息相关,也是兼纳藏文化、汉文化的信仰共享与不同身份奉祀群体社会互动关系的集中体现。汉藏文化交融研究不应简单地将汉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应当注意到内地不同地域人群传播汉文化的路径差异及其对青藏高原的各自影响。而道路“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相当复杂、综合的历史过程,需要努力呈现并拓宽道路整合中国历史脉络的研究面向。

川藏交通廊道怒江段斜坡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及主控因素分析

青藏高原东南三江流域地质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为了有效防控川藏交通廊道怒江段(洛隆―八宿)的地质灾害风险,采用遥感解译、现场调查、GIS空间分析、确定性系数(certainty factor,CF)分析以及敏感性指数(E)分析等方法,在研究区内共识别出斜坡地质灾害(滑坡、崩塌、变形体)992处,分析了灾害的数量、规模和破坏模式等发育特征,揭示了灾害的易发区间和主控因素。研究表明:高程[2672,4500)m,坡度[20,35)°,坡向E、SE、S、SW、W是灾害易发的地形地貌区间;砂砾岩、泥页岩、灰岩岩组、砂板岩夹火山岩岩组、碳酸盐岩岩组、砂板岩夹煤层岩组、大理岩、灰岩夹片岩岩组、片岩、硅质岩和砂板岩岩组是灾害易发的地层岩组;距断裂和距水系距离小于1 km均为灾害易发范围。其中,高程[2672,3000)m、坡度[25,35)°、坡向SW、碳酸盐岩岩组和砂板岩夹煤层岩组是灾害最易发生的因子范围。选取的6个影响因子对斜坡地质灾害的影响大小依次为:高程、岩组、坡度、距水系距离、距断裂距离和坡向,其中前5个因子是灾害的主控因素。本文研究成果可以为川藏交通廊道怒江段的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中华道藏》所录敦煌道经订补

《中华道藏》所录敦煌道经或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反映河西道教发展的状况;或可存佚补缺、纠谬辨伪,解决道教研究中一些悬而难决的问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由于敦煌文献整理工作专业性很强《,中华道藏》又成于众手,其所录敦煌道经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文字和标点问题,影响读者的阅读使用。兹通过覆核敦煌写本真迹,对其中25则录文试作订补,为一家之见,供《中华道藏》异日修订时参考。

川藏交通廊道崩滑灾害分布及其危险性评价

川藏交通廊道雅安到林芝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河流切割强烈、地质环境脆弱、新构造运动活跃,具有山高谷深、坡体稳定性差等特点,是我国崩滑灾害最发育、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保障廊道内相关工程的顺利建设和后期安全运营,本文以线路两侧一级分水岭为界,通过遥感解译和野外调查,获得川藏交通廊道雅安—林芝段崩滑灾害共4509处,在此基础上,选取高程、坡度、坡向、工程地质岩组、断裂、水系、公路、地震动峰值加速度、降雨共9个因子分析了灾害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发育特征,建立了频率比法与逻辑回归方法耦合模型,并运用到高原山区重大交通廊道崩滑灾害危险性评价中。研究结果表明:(1)廊道沿线各县区段的崩滑灾害面密度在空间上总体呈从西向东递减的趋势。(2)有利于灾害发生的条件分别是:高程1~4 km,坡度大于20°,S、SW和W坡向,较软弱、较坚硬和坚硬岩组,距断裂6.4 km范围内,距水系3.2 km范围内,距公路800 m范围内,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20g,年均降雨量大于1100 mm。(3)将研究区危险性等级划分为极低危险(18.64%)、低危险(26.18%)、中等危险(24.75%)、高危险(19.82%)、极高危险(10.61%)5级,其中:极高危险区与高危险区主要分布在断裂附近和坡度较陡的区域。(4)耦合模型的AUC值达到了0.737,优于单一的频率比模型的0.712,表明耦合模型的评价结果具有更高的精度。该研究可为川藏交通廊道雅安到林芝段相关工程的规划、建设和未来运营过程中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川藏交通廊道暴雨山洪灾害风险评估

川藏交通廊道暴雨山洪灾害频发,评估该地区的暴雨山洪灾害风险是山洪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于川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川藏铁路(轨道、桥梁和隧道)和川藏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数据,选择21项指标构建川藏交通廊道暴雨山洪灾害风险评估体系,综合评估了川藏交通廊道暴雨山洪危险性、易损性、减灾能力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从整体区域来看,川藏交通廊道内的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山南市桑日县,林芝市的朗县、米林县、波密县和墨脱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雅江县,以及康定市和雅安市;从公路线路来看,波密县、昌都市和德格县境内国道G318线、昌都市境内省道S214线、甘孜县境内省道S217线以及马尔康市境内的省道S209和S210线均处于高风险区;从铁路线路来看,川藏铁路中桑日-加查、朗县-米林和理塘-雅安段均处于高风险区。

川藏交通廊道冰川和地表水遥感监测及耦合分析

气候变化造成冰川退缩,青藏高原地表水对此作出快速响应。本文使用3952幅Landsat 5 TM、Landsat 8 OIL遥感影像,利用DSWE方法及FMask算法对川藏交通廊道冰川和地表水进行了长周期、大面积监测和信息提取,并结合高程数据、分水岭信息分析了冰川、地表水的时空变化特征与耦合性。结果表明:①川藏交通廊道内雅鲁藏布江与怒江流域冰川近35年退缩超5000 km^(2),年退缩率呈逐期递增趋势,冰川消融剧烈;澜沧江、金沙江、岷江及雅砻江流域冰川整体退缩,但近10年退缩速率减缓,局部边界有小幅扩展。②雅鲁藏布江、怒江流域地表水受冰川消融影响强烈,面积分别扩大327、155 km^(2);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因冰川相对稳定,地表水受影响较小;岷江流域降水丰富,是地表水面积扩张的主要原因。③冰川和地表水的面积变化在不同高程区间耦合性均良好,尤其在4501~5000、5001~5500 m高程范围内,冰川面积退缩加快,同时地表水面积同期加速扩张。

《中华道藏》所录敦煌道经中的几个问题

《中华道藏》所录敦煌道经可为道教研究提供很多新材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部分点校者对敦煌文献整理工作不够熟悉,敦煌道经录文中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读者阅读使用,亦有损《中华道藏》的整体学术水准。鉴于此,通过复核敦煌文献真迹,将问题归为“臆改通假字”“臆改底本用字”“俗字保留失当”“简繁转换失误”“校勘材料收集不全面”“录文疏误”六类,并提供相应订补方案,供该书修订时参考。

明代道教字书《经史通用古今直音》考

《经史通用古今直音》是明代高道邵以正及其弟子编撰的字书,刊印于成化年间。邵以正是刘渊然嫡传、道录司领袖和《正统道藏》督校工作领衔者,他的道教修养较受学术界关注,但其道教以外的知识背景则甚少被讨论。《经史通用古今直音》广泛参考了前代字书,加以缩减,辅以直音系统,并将《正统道藏》编修的经验纳入字书修纂,具有独特的道文化色彩和实用性。研究《经史通用古今直音》可以增进对《正统道藏》校正增补前后京城高道群体小学修养的认知,丰富明代字书和邵以正一系道教思想的研究。

川藏交通廊道滑坡崩塌灾害对道路工程的危害方式分析

为对川藏交通廊道内道路工程的选定线及安全建设和运营提供科学决策及防灾减灾依据,在对拟建川藏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滑坡崩塌灾害进行系统野外调查和遥感解译的基础上,查明了川藏交通廊道康定至林芝段滑坡崩塌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潜在危害情况,结合已有川藏公路沿线崩滑灾害的危害特征和危害方式,对该段廊道内滑坡崩塌灾害的可能危害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归纳、分析和总结。研究结果表明:川藏交通廊道康定至林芝段共发育滑坡崩塌灾害488处,其中滑坡262处,崩塌(含溜砂坡)226处;对拟建道路工程存在潜在危害或影响的崩滑灾害共有148处,滑坡有89处,崩塌(含溜砂坡)59处。崩塌滑坡灾害对道路工程的危害方式主要有:(1)滑坡崩塌威胁隧道及其进出口安全;(2)滑坡崩塌推移、掩埋、损毁道路工程;(3)滑坡崩塌威胁站场、车站安全;(4)滑坡崩塌堵江断道、淹没道路工程;(5)滑坡崩塌转化为泥石流、洪水等灾害链危害道路工程;(6)崩塌、溜砂坡冲击、扰动、掩埋道路工程。

雅鲁藏布江藏木水电站鱼道工程设计与研究

藏木水电站为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水电规划的第4级电站。藏木水电站采用鱼道过鱼方式达到大坝上下游鱼类基因交流,并为部分鱼类繁殖洄游提供必要通道的目的。藏木鱼道设计和研究期间,先后开展了国内外过鱼设施调研、过鱼对象和过鱼季节研究、鱼类游泳能力测试、水力学模型试验、鱼道模型可通过性试验,后续即将开展鱼道监测。藏木鱼道布置在河床右岸,全长3 621.338 m,鱼道池室型式选用垂直竖缝式,竖缝流速为1.1 m/s,池室长度3.00 m,池室宽度2.40 m,竖缝宽度0.30 m,运行水深1.00~2.70 m,鱼道坡度0.02,鱼道共计13个可供休息鱼类场所。藏木鱼道设3个鱼道进口,并增设鱼道进口补水诱鱼系统,鱼道中段设鱼道观测室,观测室旁增设旁通池,共设置4个鱼道出口。

《中华道藏》校点商榷

《中华道藏》的编纂是继明代《道藏》之后,近五百年来中国首次对道教经书进行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为学界提供了一个阅读方便的权威版本。然因时间仓促,书出众手,在文字校勘、标点断句方面亦有个别可补充之处。今选取20例,略加考证,求正于方家。

《道藏》的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法及历史由来

《道藏》是道教的经籍汇编起来的一部大型丛书,类似于佛教的《大藏经》。文章主要介绍了汇编《道藏》的分类方法———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法及其产生的历史由来,分析了这种分类法的优点和缺点。

《道藏》中的谱考释

本文对《道藏》所收入的八种谱逐一进行简要的考释,分析这些谱的主要特色,并对谱的格式、结构、文化内涵等做了必要的探讨,认为《道藏》收入的谱,在格式上、结构上以及内容上都相当完备和成熟,成为后世编撰谱的基本范式。

《道藏》九大仙草及其现代研究

"九大仙草"出自唐开元年间的道家经典《道藏》。道家养生非常推崇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三两重人参、百二十年首乌、花甲之茯苓、肉苁蓉、深山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在现代养生保健中依然使用,其作用不断地得到临床和实验研究的证实。

《中华道藏》句读失误辨正(一)

以《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注》为例,探讨《中华道藏》句读失误的原因,归纳避免破句的方法或要点。简而言之,《中华道藏》句读失误的原因有六:一、割裂词语而误断;二、不察词义而误断;三、不察上下文义而误断;四、不晓文化背景而误断;五、不辨书名或篇名而误断;六、不明语法而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