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无功”与圣人的逍遥--论《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之寓言

《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作为最高自由主体的寓言化表达,其显现有着透视主义的机制,即对着不同存在层次的主体而有不同的显现,这才是最高自由主体有着神人、圣人之不同面貌的根本原因。神人所居住的藐姑射山之远与近,并不是物理的客观距离,而是知行工夫所开启的距离,因为世人不识,所以遥远。圣人能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达到高度的平衡与统一,能够做到出入相即,即以出世的精神来从事入世的事业。圣人虽能转化他者,却不以此为目的,而只是专注自己的修身养神,故而转化外物对他们而言只是其自我转化的副产品;这其中的根本在于圣人不以功为功,而是引发、调动百姓之自为其功,因而其功是无功之功,即他的功不是直接应事成物,而是让物自成、让人自功;同时无功之功本质上又是功效之最大化,即充分调动了百姓民人之功,使得所有人都成为功效的施动主体。

论《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山神人的出场方式

《庄子·逍遥游》作为“寓言十九”的文本充满了隐喻意味,对之的解读高度困难。文本中的藐姑射山神人往往被视为终极自由之境的体现者,但对之的解释始终充满分歧。一个对理解这些争论紧密相关但却向来未被思考的问题乃是神人出场的间接或迂回方式:不是直接刻画神人,而是在肩吾、连叔、接舆的中介作用中显现神人。这种出场方式对于神人的面貌具有极大的构成作用。而只有从闻知之世显现古之道术的困境出发,才能理解《庄子》的这种以多重人格化视角来显现寓言化的神人,进而以神人显示道体的独特进路。

《庄子》藐姑射山神人形象来源及其意蕴探析

《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代表了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在书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山海经》《列子》等先秦文献中都存在姑射山及山上神人的记载,可见姑射山神话在先秦时期可能流传较广。在塑造藐姑射山神人的形象时,庄子兼用"重言"和"寓言",先将先秦姑射山神话嵌入肩吾转述接舆的语言中,再安排连叔对藐姑射山神人进行第二次描述,使得神人的意蕴从表象向精神推进。《庄子》的其他篇目如《齐物论》瞿鹊子问长梧子一节中的"圣人"以及《德充符》中的王骀可与藐姑射山神人的意蕴相互印证。藐姑射山神人之所以能达到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不是出于其天赋的外在神力,而是由于内心的长期修为,最终能超脱死生,保守"常心"。

《庄子》藐姑射神人的意境论意义

《庄子.逍遥游》精心营造的神人形象是中国哲学思想向文学形象过渡的重要一环,它所揭示的文学类型意义影响深远。神人具有内圣外王的特点。在意境论意义上,内圣指向大而美的艺术风貌,神人踪迹无定的特征丰富了文学想象,使文学艺术表现力向幽深和邃密方向发展;外王则要求大而美的意境内涵须有现实世界的"事"经验充盈其间。用禅境或神韵来阐释意境,是理解中国古典意境论的偏隅之见。

《逍遥游》“汾水之阳”辨

《庄子·逍遥游》是庄周的代表作。由于庄周行文达意执以“无言之教”，《庄子》歧义历来多多，文中关于“汾水之阳”的注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学者习惯于从地理概念上去求真，去疏证、推论“汾水之阳”为“古尧都”或“藐姑射山”，但察之差为毫厘；愈辨析愈多矛盾，愈细究愈无所适从。如果转换读书角度，从庄周逻辑去读《庄子》，据此理解到“无言之教”乃是启迪，而不拘泥“真”、“实”，却着眼“义”、“理”，对举神人与尧、藐姑射山与汾水之阳，那么，“汾水之阳”指代尧的结论就可以得出，上下行文读来也就通畅了。

《庄子》:抒写心灵、表现自我的文学杰作

探索《庄子》一书的文学性,前人已做了许多工作。从文章的“汪洋恣肆,风谲云诡,富有想象力”,语言艺术的“汪洋辟阂,仪态万方”,谈到章法结构的转换多变,千姿百态,等等。这些,都是《庄子》文学性的突出表现。但是,我认为这些还只是《庄子》一书文学性的表象而已。“文学是人学。”人学,就应该探索人的心灵,人的性格,人的感情。如何根据文学的本体特征(指作家和作品的结合),深入到作者心灵的奥区中去,探寻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心灵和情感特征及其产生的效应,以揭示《庄子》更深一层的文学价值呢?

庄子和中国古代隐士

恩格斯在论及人类思维的发展时,曾经这样写道:“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中,《庄子》一书的的确确是个思想的材料,它对于理论思维的锻炼、发展与开拓不无重要的启迪、引导作用。正如谢祥皓所说的:“今日读《庄》,其最主要的目标,其最可贵的价值,乃在于智慧的开发。

清董文涣編撰《韓客詩録》活動考略

一董文涣生平及貢獻董文涣(1833-1877),字堯章,號硯秋、硯樵,硯樵山房、藐姑射山房、研慮軒、枌東書屋、不薄今人愛古人、良史後裔等稱呼皆其室名别號。咸豐二年(1852)舉人,咸豐六年(185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八年(1858)六月,以在籍勸捐出力,賞加五品銜;咸豐九年(1859)充國史館協修,後歷任功臣館纂修官、實録館纂修、武英殿協修官、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纂修官等職。

浅说庄子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代表庄子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庄子》一书,对后世的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谈到庄子的文学成就,必然要涉及到他的哲学思想、人生观等问题。限于篇幅和水平,本篇仅对相关本题旨意的哲学思想和对人生的态度作一点简单的说明。庄子生活在社会斗争极其复杂和极其尖锐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无情地逐渐破坏着社会生活的现状。庄子深刻地体察到了这一点。

《莊子·逍遥遊》中的“神人”新探

《莊子·逍遥遊》描述藐姑射山神人有云:“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該“使”字句與上下文中無功、無爲的神人形象相齟齬。本文作者經研究發現,該句文意費解的原因是存在脱文,所脱文字内容恰好保存於抄襲《莊子·逍遥遊》的《列子·黄帝》篇中。本文對勘《列子·黄帝》篇異文校補該句脱文,論證神人的確是無功、無爲的得道者,成功地解決了今本《莊子·逍遥遊》的矛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