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宋史·艺文志》著录佛教书籍探究

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艺文志》史料主要来源于宋朝所修四部《国史艺文志》,故在资料选取和编纂理念两方面集中体现了宋元两代目录编纂思想的变迁。书中收录的384部佛教书籍集中见于子部道家类附释氏类(222部),散见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下的20小类(162部),具有书目数量多、内容丰富、时代性强、分类无序等特点。《宋史·艺文志》成书仓促,讹谬不少,虽经历代学者辨正,仍存孑遗,提示对相关书籍仍有持续梳理的必要。

饶锷、饶宗颐对潮州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论《潮州艺文志》的编纂

《潮州艺文志》是饶锷、饶宗颐父子整理潮州乡邦文献的共同结晶,潮人著述藉此得以系统编目成书,它反映了潮州地方学术文化发展的状况。饶宗颐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博通古今,融贯中西,在诸多领域造诣高深,以《潮州艺文志》为代表的乡邦文献整理研究为其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他对乡邦文献研究涉及移民史、潮瓷、韩学、出土文物、地理沿革、地方志、古迹名胜等,门类繁多,推动了“潮学”的长足发展。从著录范围、编纂体例、书籍分类、辑录文献、撰写按语、文献价值等角度分析《潮州艺文志》的编纂,可以管窥其中蕴含的目录学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探析饶锷、饶宗颐对潮州乡邦文献整理研究的贡献。

《宜昌府志·艺文志》舛误举隅——兼考张九一宜昌所作诗

同治《宜昌府志·艺文志》收录作品众多,存在误收、误署、误书等三种类型的舛误,这也是传统地方志的普遍问题。误收主要是违背“在地性”原则,将与宜昌本地无关的作品收录。误署有作者误署和时代误署两种情况。误书指编纂刊刻时出现文本的错讹衍脱等失误,如无其他版本对校,需要细致考辨方能订正。张九一是明代“后五子”之一,曾在宜昌府境内创作了大量诗歌,府志仅收录两首,其《绿波楼集》中明确可考的“在地”之作有应酬唱和诗15首,行役抒怀诗26首。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类小说书目提要5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作品15部,大体可以分为5类,即“说”“子”“术”“事”“言”。“说”类小说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正格,其篇目数量也最多。而“子”类小说也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主体,其作品数量占《汉志》著录的1/3。其中著录的《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5部“子”类小说,也是研究汉代“子”类小说的重要文献。

清代地方志艺文志的编纂、构成与文化价值探析——以《钦定热河志》和《承德府志》为中心

《钦定热河志》和《承德府志》是记载承德地方文化的史志双璧。两部志书的艺文志都著录了可考的地方经籍文献,收录了多样的诗文,还保存了重要的石刻碑志,具有文献学、文学、历史学和旅游地理学等多元文化价值。全面研究地方志艺文志,能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亦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资源。

从《明史·艺文志》看清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明史》、王鸿绪《明史》与武英殿本《明史》中的《艺文志》部分收录了明末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其收录情况是清人在当时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反映。《明史·艺文志》对明末来华传教士著作的收录呈数量少、种类少、内容高度相似以及重视天文历算之学的特点,反映出清人对西方文化的轻视、误解、排斥、实用主义态度以及背后的华夏中心观念。

地方志的使用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深化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关注的是文学的地方性,与具有地理属性的地方志有着天然的契合。在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地方志能够提供更为全面且精确的文学家数量;在探讨地域文学的风格时,地方志能够展现文学演变的规律和轨迹;在方志的序跋和风俗志等的记载中,可以考察出文学对地域形象的塑造。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方志不仅是一份静态的文献资料,而且其所提供的“方志性”研究方法已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工具。

《宋史·艺文志》医籍目录文献探究

《宋史·艺文志》载书9819部119972卷。其中子部医书509部3327卷,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内容繁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医学文献情况及医学水平,对研究古代医书流变和医学知识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论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的作用——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为例

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有着重要作用。顾实于《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多次利用史志目录判断典籍亡佚时间,惜其结论时有瑕疵。文章补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中的失误,进而探讨在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时史志目录的使用问题及该方法的局限,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宋史·艺文志》集部宋人佚著6种考述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著作5000余种,流传至今者已不足半数,以集部著作为多。从现存的类书、文集、笔记、方志、书目等文献中勾稽史料,对6部佚著进行简要考述,期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

《汉书·艺文志》记述道家文字的考辨和分析

《汉书·艺文志》系统地考辨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并对各学派产生的背景及特征进行了概括。《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产了重要影响,如清人王鸣盛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目前学界在撰述早期道家思想文化相关著作和论文时,常以《汉书·艺文志》中记述道家文字部分作为自己论据之基础。

“诗史互证”视阈下的保定风物——以明清保定方志中所载刘因诗文为中心

保定风物体现着保定地区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极具燕赵文化特色。明清保定府志的“艺文类”史料中,载录了大量关于保定地区重要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的诗辞文赋。其中,载录篇目最多、最负盛名者为金元之际的诗人、理学家刘因。他对大慈阁和横翠楼辉煌景象的描述,保留了有关保定古城的历史记忆;而对有关白沟河、易台、荆轲塔、狼牙山、雷溪等保定境内风物的歌咏,则不仅展现了其地自然风光的雄奇壮美,还揭示了历史上曾经的风云激荡。

目录:思想的形式——《汉书·艺文志》读札

《汉书·艺文志》是一部具有整一性的思想文本,其为《汉书》的政治话语在知识层面之投射与表达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止于著存故旧、条叙源流而已。《汉书·艺文志》基于文献校理的学术工作,以及以合参“目”“录”的形式实现思想述作,构成了一种独到别致而又颇富意味的思想形式。《汉书·艺文志》的文本编织乃自觉的话语建构,具体涉及知言识断以明道、书序言志以载道以及述学致用以尽道三个方面,表明了汉人致力于整合丰富的思想与知识,并且将它们组织成为具有体系、结构之思想大厦的努力,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立言旨趣。

汉代图书整理活动的文体学意义——以刘向父子校书为中心

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学人对日益繁富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校订、整理、归类。《七略》将上古以来的图籍置于刘向父子所梳理的学术思想源流脉络之中,构建了以宗经为主导的文献谱系,为后世“文本于经”等文体学思想建立了理论框架。《别录》《七略》展现了刘向父子对诸种典籍及艺术形式的性质、来源、名称之含义、文本之风格的认识,从中可找到后世“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文体学方法之雏形。《七略》对图书的归类、编次方法透露出潜在的文体观念,对部分“杂”类图书采用“以体序书”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序次,可以看作分体别集的早期形式。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七略》书目的调整是集部观念形成的前奏。

方志中的诗歌“窃美”现象——以嘉庆《平江县志》为例

近年来对地方志中艺文志的文献价值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但这些材料实有一定的不可靠性。嘉庆《平江县志》的艺文志所载唐诗绝大多数存在套用和伪题的伪造现象,对其作伪内容进行考证并分析可能的形成原因,以此来说明对于方志文献我们应审慎以待,重新审视方志的编纂以及利用等方面的问题。方志主要通过“套用”“伪题”“改文”的手段收录与地方本来无关的诗文,此作伪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方志中的诗歌“窃美”现象。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文的文本结构与学术建构——以小说家为核心的考察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序在文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体例,其中的"九流框架"与"王官体系"均为后设,蕴含有刘歆以经学思想作为主导,重新建构子学分类体系与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和著录的深入解读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艺文志》在新创小说家并将其纳入九流框架的基础上,还同时尝试融合小说的方术属性与子学属性为一体。这一汇通之举实质上造成了部分的文本失控,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和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

《新唐书·艺文志》补录了2万多卷《旧唐志》未著录的唐代著述，关于它的史料来源，以往的研究者单纯把眼光局限于某个时代的藏书或书目，而未能注意到《新唐志》编撰中的一个新现象，即文传杂著也成为它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新唐志》除依据唐宋书目外，也采摭了史传杂著材料，这和清人补文艺文志的作法不谋而合。我们在评价和使用《新唐志》时，必须充分注意它的这一特点。

《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考

古今学者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多有误解。《汉志》"艺文"之"艺"来源于先秦之"艺",本指诸家所长之技艺、术艺,与"六经"无关。"文"为规范、楷式之义,本之《易.贲卦.彖辞》"天文"、"人文"。"艺文"所体现的是先秦时期诸家之艺的系统及其规范,反映了班固"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的精神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