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艺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学方法及其应用

图像学是艺术史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自出现以来,图像学不断发展完善,被逐渐运用在美术、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众多领域。该文以汉代画像石、北宋山水画与淮阳民俗舞蹈“担经挑”研究为例,阐述图像学方法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有序、有据地理解绘画、舞蹈等艺术,而且能提示研究者通过艺术作品中细微的变化,思考其风格的转变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图像学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者理性、系统、深入地观照艺术史,提高个案研究的可行性与可信度,弥补文献的不足,但也要避免穿凿附会而陷入本末倒置的窠臼。

回归审美批评:肯尼斯·克拉克的艺术史方法

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的声誉曾如日中天,但20世纪后期随着“新艺术史批评”崛起,他所坚持的“审美的艺术批评”被贴上“保守派”标签而备受攻击。深入地来看,除了两代批评家之间的观念差异,这也涉及“理论批评”与“审美批评”两种不同艺术史研究范式与批评方法的冲突。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重新认识作为“批评的艺术史家”的肯尼斯·克拉克的重要贡献。透过他“艺术电视人”与“艺术史学家”的双重身份,我们不仅看到他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能进一步明白他所坚持的“超越理论回归审美”的批评路径,让艺术史研究拥有继往开来的前景。

艺术史学范式的多维探索--评《范式重构:于贝尔·达弥施的艺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激烈的艺术革命与此起彼伏的哲学思潮,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结构主义、符号学、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空间理论、女权主义等人文研究新方法相继进入艺术史书写领域,促使艺术史研究范式产生了激烈的变革。柴冬冬博士这本《范式重构:于贝尔·达弥施的艺术史研究》便是基于范式变革的视野,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国20世纪重要艺术史家于贝尔·达弥施的艺术史思想,对我们了解20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逻辑大有裨益。

从“无名”到“有名”: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与传统画学研究相比,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视野、对象、理论、方法上体现出显著的现代性,“无名”艺术进入“有名”艺术研究殿堂,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无名艺术史”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过往所不具有的人文内涵,其关注点不在创作主体的个性流露,学术取向也不在于对象“有名”或“无名”,而是从创作共性角度去看待整体的艺术流变趋势。正是基于此,“无名艺术史”的研究与书写范式部分取代传统范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的中西方学术对话桥梁,凸显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日益开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读翟进《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

作为现代美学的起步,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将美学界定为低级认识论或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这一定位意味着,在人类围绕自然和人自身建构的诸多知识形态中,从美学角度谈论美和艺术可能属于门槛最低的一类。比如,作为审美活动,只要某物被人看到或听到,并引起感官快适,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美的;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看一幅作品,只要观看者对它是有感觉的,他谈论自己的感觉就应该算是在谈论艺术。这种状况,极易引人生发出关于“人人都是艺术家”或“人人都是美学家”的想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医学史教学的视觉转向

在视觉转向的影响之下,图像史作为艺术史、书籍史、技术史、科学史和医学史的交叉领域,已经逐渐形成独特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而图像在过去往往被作为化解严肃和无聊的点缀,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图像史所关注的问题和分析方法应用于医学史教学的可行性、实用性和特殊价值,从而为医学人文教学的改革提供资鉴。

专题:敦煌艺术史研究

敦煌石窟创建于十六国时期,此后历经千年开窟造像,直至元代,现存500余座洞窟,2000余身彩塑,以及50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堪称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完整保留了中国艺术千年演进的连续视觉证据。1900年,敦煌藏经洞(今莫高窟第17窟)被发现,封存在此的中古多语种文书和各类文物重见天日。

文本的再阅读——近代艺术史中的“人”与记述

我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今天为什么习惯用“全球史”作为概念名词而不是用“世界史”,讨论一下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其次,用齐白石的案例来讨论一下文本的再阅读;再次,以蔡元培为例来谈一下他和现代艺术史的关系。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知识架构中有一个“世界史”的概念,在“世界史”这个概念下,为什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又不断强调“全球史”?“全球史”和“世界史”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是值得研究的。今天如果要讨论全球语境下发生的事情,首先要想明白为什么不用“世界史”的概念。

判断力、艺术创作与艺术史研究

判断力是决定艺术家高下的基础.判断力和学问大小、读书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的:“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读了很多书,未必有判断力,但不多读书、不做学问,则不会有很高、很正确的判断力,所达到的结果常常是不同的。

同源·分流·汇合:技术与艺术联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兼及传媒艺术史的视角

人类技术/科技与艺术的联动是一对经典关系,二者的共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技术与艺术的同源;二是技术与艺术的分流;三是技术与艺术的再度汇合。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含网络视听和数字艺术)等艺术形式在内的传媒艺术,其发展历程体现出不少人类技术/科技与艺术联动发展的生态和规律,特别是在技术与艺术的分流、再度汇合两个阶段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未来,随着AI、VR、AR、MR、XR、5G+、8K+、IoT、BT等科技的不断发展,传媒艺术的理论研究有责任快速捕捉到科技与艺术联动背后的本质、规律、特质等具有普遍性阐释力的底层逻辑。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21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艺术史的危机:新旧艺术史之争

深入探讨艺术史学科的两类危机:“艺术史的内部危机”与“艺术史的危机”。前者聚焦于新旧艺术史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之争议,后者则关乎艺术史作为独立科学学科之存续与意义。文中阐明此等危机之根源及其对学科未来发展的影响,并指出艺术史学科须在保有传统方法之精髓的同时,积极吸纳新理论与多元视角,以维持其学科之活力与相关性。

风格、画意与画史重构——高居翰与中国艺术史研究

高居翰是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他以“风格即观念”的假设为基础,将艺术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融为一体,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他强调“视觉命题”,主张以图像材料分析为中心,并通过对晚明绘画的深入研究,重构了17世纪中国绘画史,挑战了传统绘画史的局限。高居翰还将艺术置于社会史的框架之中,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来审视艺术风格的生成机制,拓展了艺术社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他的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也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史学迥异的理论维度。

设计史:一部艺术史的共同书写

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流传有序的书画史曾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书写的经典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墓葬出土的壁画、帛画、屏风、画像石、画像砖、铭文碑刻等逐渐融入中国美术史书画的范畴,成为和流传有序的书画并立的艺术史书写载体,即巫鸿先生提及的“黄泉下的美术”。介于中国传统艺术审美对于书画“神品”“逸品”等的追求,以及对于“匠”的偏见等因素,“物”的研究常散见于工艺史、金石研究或纳入民俗学等,而这些传世或出土的“古物”,作为历史的在场者,也是参与历史进程的“实物”,更是折射社会审美风格变迁、见证历代艺术多重媒介技术成就的“艺术品”。

设计史上“时代精神”的引导者——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是《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一书的原作者,他一生致力于艺术史研究,成果丰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振纪和卢杨丽翻译的译本体现出浓厚的“时代精神”,相较于原著,该书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了初涉设计史读者的需求。它并未严格按照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原著进行翻译,而是在每个章节根据译者的理解,对一些知识点和关键词进行小篇幅的解释。这种添加方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美术史的发展脉络。

数字服饰史的建构与思考

面对新出现的数字服饰史概念,回顾了相近领域数字艺术史的发展,评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数字服饰史;分析数字服饰史存在的可能性与特殊性,提出数字服饰史的4种方法论:服饰数据库的构建、古代服饰的数字化复原、基于大数据计算方法的古代服饰分析应用、使用数字计算方法的服饰社会史研究。研究认为,虽然数字服饰史研究面临诸多的困境与限制,但仍在持续发展,对其研究有助于推动传统服饰的保护与传播。

M.E.罗樾(1903-1988):慕尼黑与中国艺术史原理

马克斯・罗樾(Max Loehr)是海外第一代中国艺术史学家,他兼容中西,影响深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艺术,而且直接承接沃尔夫林(Wollfflin)和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以来的德语艺术史学传统。译者在哈佛访学期间,同时也为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美术史学的自主体系研究”搜集相关材料。期间读到的这篇评述,脉络清晰,辞简意远,可视为罗樾中国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导论”。本文最初由克里斯汀・希尔(Christiane Hille)德语写作刊于《艺术编年史》(ZI-Kunstchronik)2018年4月号,后由理查德・乔治・艾略特(Richard George Elliott)英译刊于《翻译艺术》(Art in Translation)2022年第3期。

论荷兰绘画与黑格尔艺术史叙事的三层次关系——基于贡布里希批判语境的考察

《美学》中所论述的荷兰绘画,内嵌于三大艺术类型、三段绘画发展史、浪漫型的三样艺术门类之间,形成了三层逻辑关系,黑格尔式形而上学艺术史叙事范式在这相互交叠的三层次关系中得以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贡布里希对黑格尔展开了彻底批判,这既是针对其艺术史范式的“学科内”批判,也是站在波普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对黑格尔一元论真理观的“学科外”批判,这也是贡布里希批判话语所立基的哲学史语境。但7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反批判及其形而上学总结,作为贡布里希批判语境的反向观照,深化对黑格尔演绎方法的反思,从而反推回荷兰绘画在黑格尔艺术史叙事中的总体性阐释。

中外专业艺术院校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新形势下,对中外专业艺术院校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有助于明确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专业艺术院校发展变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进而有助于推动艺术院校高质量发展和勇担新文化使命。通过考察西方艺术院校的历史,发现文艺复兴后欧洲艺术中心从意大利到巴黎再到纽约转移的历史与欧美艺术院校创立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连、脉络一致;通过考察我国艺术教育的历史,发现专业艺术院校在本土创立与发展的历史与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同声相应。特别是,法国通过艺术教育立法来规范和促进本国艺术教育发展的经验,值得我国等同为欧陆教育传统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