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重用藩将"原因新探

隋唐时期皇权渐趋稳定,扭转魏晋以来门阀大组对皇权的压制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由此产生的科举制度使得文官集团的力量不断扩大,"关陇贵族"在接连的打击下不断走向衰败,"出将入相"的局面被"文武分途"现象替代,加之东北边地复杂的社会和民族状况,"重用藩将"的策略成为唐朝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随着当时"外重内轻"的局面的不断发展,执政者没有处理好对藩将的制约,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一策略成为李林甫为人诟病的一大污点.

“列我藩服”: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之法规范研究

随着疆域的开拓,清朝统治阶层结合自身的民族特点与政治实践,在继承明朝礼部主管之朝贡体制之外,发展出另一种由理藩院主导,针对中亚地区各外藩的对外理藩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形成了由《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及《大清律例》等不同层次的法规范中相关条文建构起的对外理藩的法规范体系。清朝通过对外理藩制度,将中亚地区各外藩与传统朝贡国分开,使得清朝的对外法律秩序体系相较于明朝的朝贡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

治乱之间:藩镇权力构造视角下的唐代宣武镇研究

宣武镇是晚唐军乱的高发区。与魏博、昭义等军乱同样频发的藩镇相比,宣武镇的军乱特点较为突出,有军乱集中发生的时间段早、军乱的原因多为军将谋取节帅之位等特点。宣武镇军乱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点,主要与宣武镇内部的权力构造以及不同时段朝藩关系的变化有关。宣武节帅刘玄佐在任期间塑造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军将集团,使宣武的权力构造呈现出“权在将领”的特点。在此权力构造下,宣武镇的军将不仅对兵士拥有较强的控制力,甚至还有机会借此上升为节帅。但随着元和以来朝廷权威的重振,宣武镇内军将借助军乱成为本镇节帅的可能不复存在,军将阶层失去了作乱动机,军乱也因此销声匿迹。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元明之际景德镇使用苏麻离青工艺转变原因考——以明初藩王墓出土瓷器为中心

明早期藩王墓出土青花瓷所使用的青料具有苏麻离青及混合料两种类型。对藩王墓出土元末明初青花的用料来源以及用料转变原因的探析表明苏料进口量减少等因素是导致其工艺转变的直接原因,从中也可窥测到元明之际外域文化对青花用料的影响及藩王用瓷由最初的雅文化逐渐向俗文化的转变。

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法律体系视角下清代藩部治理结构新论

法律体系是在特定时空下不同领域中有效的各种类型的静态的法律规范体系与动态的法治体系、与时俱进的制度和卓有成效的法律实践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逻辑严密、结构完整、实效性、历时性等特征,既可横向分为不同的部门法和领域法,也可纵向分为中央法与地方法。清代藩部治理体系包括法源体系、行政和司法治理体系,是当时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结构呈现出一体二级多元化特征,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中央法与地方法、驻扎大臣与地方官员、地方司法与中央司法、自治与共治等多个单元。这种复合型的结构维系着藩部地方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文化认同。

甲午前夕《申报》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关注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的侵朝步伐不断加快,国人普遍担忧。《申报》在及时报道相关消息的同时,还刊发大量社论,梳理中朝宗藩关系的历史,谴责日本破坏中朝宗藩关系的行为,并呼吁清廷出兵保护朝鲜,以捍卫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这些言论回应了国人的关切,是中国民众爱国热情的集中体现。

岛津氏萨摩藩近世史简考

萨摩藩于1600年关原合战中初露头角,其地位最终得到承认。出于自身的扩张欲,在获得幕府首肯后,萨摩藩于1609年征服了琉球王国,为日本吞并琉球置冲绳县奠定了事实基础。在19世纪的西方殖民潮中,萨摩藩顺势进行近代化改革,在萨英战争后向西方靠拢,最终成为了明治维新中的重要力量和新政权的核心派阀。作为一支对日本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势力,从近世史整体考察萨摩藩可加深对该势力和近代日本崛起的理解。

明代山西藩王文化生活与地方社会

明代藩王研究自清初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江南士人在明清鼎革后分析前代灭亡的原因时,认为国家需要用大量的资源供养宗室,宗室们占领了大量的土地、赋税等。阶级分析法作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将藩王宗族视为农民辛苦劳动成果的掠夺者或是农民阶级的对立者。这意味着自清初到现代的明代历史研究对明代藩王的认识存在一些偏见。现以明代山西藩王为研究中心,试图重现明代藩王在山西的社会生活,从景观史的角度入手,分别从城市景观、社会景观、文化景观三方面分析明代山西藩王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主要矛盾视角下的唐代河朔藩镇及其演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朔藩镇曾是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延至上世纪末随着藩镇研究的整体降温而一度停滞。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史和区域史研究影响下,视角下移、碑刻资料进一步开掘,这一传统议题又重新被激活,涌现了一系列新成果。但有一个根本性问题仍悬而未决,那就是河朔藩镇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河朔藩镇社会的主要矛盾,关涉其统治基础、斗争性质及历史走向等,是河朔藩镇研究的一个深层次的核心问题。

明代蜀藩王陵玄宫仿木构形制与营造技术分析

明代蜀藩王陵是现存明代皇家陵墓玄宫中仿木构做法最系统、仿木构信息最丰富的墓葬,也是巴蜀地区仿木构墓葬发展最后的高潮。通过分析巴蜀地区明代蜀藩王陵玄宫院落形制与地上宫室制度的相关性,辨析仿木构单体建筑对地上建筑木构信息的取舍、木构特征还原度及仿木材料与构造方式等问题,展现了皇家陵墓玄宫营造中仿木设计思路及仿木材料与技术的独特性。研究对缺乏地面实例的巴蜀明代皇家木构建筑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世后期日本回船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幕藩体制的冲击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通过大阪中央市场和特权商人集团管控国内贸易,维系幕府统治。到江户后期,随着沿岸航运的日渐发达,联通全国的航运交通网开始形成。西南诸藩借助西日本濑户内海的区位优势,依靠回船贸易成功摆脱了财政困境,同时又因位处迎击西方“黑船”的前沿位置,不得不积累财富并加强武备。回船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让西南诸藩具备了可以对抗幕府的经济实力,也让其统治者及有识之士坚定了贸易致富甚至开国通商的想法。由此,“黑船来航”成为西南诸藩主张开国通商的借口,更成为促使日本推行幕末改革、开启明治新时代的外部契机。“萨长同盟”则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内部政治力量,推动日本走上倒幕维新之路。

从广阳城到成德镇:河朔藩镇形成考

在中晚唐藩镇研究中引入民族学、社会学范式,是近年学界的新方法、新视野。对唐代幽州广阳城一带内附奚族、契丹重要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的考据梳理表明,该地区两蕃民众保留着较强的部落组织结构,并在相近的民族成分和部落组织基础之上,经由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拟血缘关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群。他们成为日后安史叛军“核心中的核心”。安史集团依靠这些胡族社群,保证了强劲的战斗力,也继承了强大的将帅权力结构,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是叛乱失败的重要原因。战后,广阳城两番群体创建了河朔藩镇之一的成德镇,塑造了该镇的权力结构和权威构建问题,书写了藩镇的命运。“从广阳城到成德镇”是解剖藩镇的典型案例。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和亲视角下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逐渐衰微。为了平定叛乱或安定边疆,唐朝先后与回纥进行了七次和亲。不同时期的和亲,体现了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唐肃宗至唐代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多以“献礼”、“报答”的身份嫁入回纥,以获得回纥兵力的支持,藩臣关系逐渐弱化。唐德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稳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加强双方的政治联系,藩臣关系得到强化。唐宪宗至唐武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安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稳定边疆,回纥溃散后,藩臣关系逐渐松懈。

明嘉靖时期藩王用瓷来源考

以考古发现的嘉靖时期藩王居址及墓葬所出土的青花瓷器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判断其生产年代,在此基础上,结合器物纹饰、青花用料等特征进行来源分析。在以往青花瓷器生产的年代判断上仅是以纪年款识为依据,而本文结合《江西大志》等历史文献对青花用料的记载,再辅助以藩王生活的具体时代,综合这几项因素对出土瓷器进行断代。并在此基础上,与弘治、正德时期藩王用瓷的装饰图案相比,发现其图案的个性特征。结合器物的款识,再推断是否为藩王定制的产品,并分析嘉靖时期藩王的用瓷主要为民窑定烧,这既不同于官搭民烧的产品,也与民窑生产的普通商品相区别。

侵夺或取代:藩镇层级所见唐中后期观察使与刺史的政治互动

藩镇长官观察使在初唐至中唐的身份演变中逐渐职事官化,成为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范围与州级刺史存在重叠,两者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安史之乱后地方权力架构的重点。通过史料分析得出,朝廷将藩镇一级纳入地方秩序层级中,实行藩镇和州“分层共治”。该架构既保证事务统筹上的高效,又给予州刺史独立的行政空间。而从江淮八镇可见观察使和刺史在日常政治互动中存在失控的问题,观察使打破朝廷“分层共治”的秩序,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操作达成对刺史权力的侵夺和割离。朝廷为追求地方内部的平衡和央地的和谐,通过诏敕的重申和强调有意调控观察使和刺史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保障了唐中后期刺史的基本行政权力。

日本江户后期人口增殖政策与思想——以水户藩为中心

享保饥馑后至幕末期,日本全国多地受灾害疫病、堕胎溺婴、离农离村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人口增长停滞现象。各藩为纾解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困境而普遍开展育子改革,其中,水户藩在宽政·文化期及天保期,推出了育子救济、人口监管制及堕胎溺婴禁令。旨在促进人口增殖的论述亦以农本主义人口论为基础,随改革大势而发展。在遏制堕胎溺婴和挽救农业人口流失的过程中,水户学者的人口增殖论从依据仁政思想而对个体施加伦理教谕,整肃行政作风,发展为从农政论中汲取压抑离农离村现象的方策。最终在外患逼迫下,融入幕末的国家主义讨论语境,将人口当作维护藩国利益、保障国防安全的资源,将生育视为展现日本优越性的神之恩赐。其从私人化到公共化再至神圣化的演绎过程,不仅是江户后期内外环境变化下的产物,亦是近代战时生育动员理念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