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从藩府看朱有燉文学创作之条件

朱有燉是明代藩府文学中突出的著者,其创作颇受藩府各方面影响。本文将从明初政治下的藩府、民间文化优势中的藩府和汇聚优秀文人的藩府三个方面分析周蕃之于朱有燉的文学创作的条件作用。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 ,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 ,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 ,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 ,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 ,《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 ,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 ,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 2 0万。

明代藩府刻书考

明初,建立“皇子封亲王”之制,明太祖朱元璋陆续将其24子和一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燕王朱棣驻北平,秦王朱樉驻西安,晋王朱驻太原,周王朱(木肃)驻开封,楚王朱桢驻武昌,齐王朱榑驻青州,潭王朱梓驻长沙,赵王朱杞未就藩死,鲁王朱檀驻裒州,蜀王朱椿驻成都,湘王朱柏驻荆州,代王朱桂驻大同,肃王朱楧驻甘州(后迁兰州),辽王朱植驻广宁,宁王朱权驻大宁(后迁南昌),岷王朱楩驻云南,谷王朱橞驻宣府(后迁长沙),韩王朱松未就藩死,沈王朱模驻潞州,安王朱楹驻平凉,唐王朱(?)驻南阳,郢王朱栋驻安陆,伊王朱(?)驻河南。

明代藩府著述辑考

明代藩府是明代社会一个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群体,对于明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在综合辨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明代藩府著作和撰述作了较为全面的钩沉、辑录和考释。

明代藩府刻书概述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著作如林,雕椠兴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论文从背景、数量、质量和特征四个方面阐述了明代藩府刻书的状况。

忽必烈藩府儒士群体的圣贤气象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其中,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还有一批深受儒学影响有着很高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卫谋臣。因而,在忽必烈金莲川藩府,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的儒士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儒者气质与人格追求,展示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既追求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同时,在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更加突出了士人品格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出仕而行"道",推行汉法,以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为人生追求。

金莲川藩府词人群体及其创作

金莲川藩府文人中的优秀词人,形成一个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环境的特殊词人群体。他们的词创作,是藩府文人思想情致的显现,也是时代风会所造成的藩府儒士文人群体心态的一个缩影。其词作题材相近,风格相似,表现出典型的河朔地域词风,纯朴质野、伉爽清疏、豪旷雄健。金莲川藩府词人群体,在金末元初北方词坛影响很大,对元代词的创作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其成就是不可忽视的。

山东的藩府及其刻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宗室子弟到各地为王。为避免重蹈汉、晋＂分封逾制,祸患丛生＂的覆辙,明代统治者又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对各地藩王进行严格的限制。故顾炎武云：＂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内羁而外亲,既不得筮仕为吏,而复限于国城之中,若无罪而拘之者。＂面对严厉的藩禁政策,一部分藩王选择右文刻书以自娱。

近30年来明代藩府与文学研究述略

近30年来,明代藩府与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藩府存在状态的研究,二是藩府文化事业的研究,三是藩府文人与文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沿着从整体阐述到专题探讨、从否定批评到客观评价的方向转变,这正是国内近年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明代湖南藩府刻书

藩府刻书为明代刻书重要特征及组成部分,无论数量及质量皆为当时翘楚。本文简要介绍湖南明代藩府刻书。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明代山西藩府刻书述略

明代宗藩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不习四民之业,经济上享有优厚待遇,文化上受名师教育,人才辈出,同时藩府内藏书甚多,为从事刻书事业提供了充足条件。山西藩府刻书精美,质量上乘,今可考者六十余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山西文化史和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来看,山西藩府刻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研究成果比较

中国学者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与法国学者热罗姆·凯卢埃甘的《为声望而刻书?明代藩府出版业和出版物》均是研究明代藩府刻书的成果。陈清慧主要利用文献学方法研究藩府刻书的概况以及藩府刻书在内容、时间、地点上的规律,着眼点在于物质形态的"书";凯卢埃甘从书籍史角度,将藩府刻书置于宗室的社会和文化史大环境下,围绕藩府刻书的动因、来源、过程、主体、流通等论述。文章比较两书,以管窥中外学者在藩府刻书研究上的同异。

明代中原藩府刻书考论

明代宗藩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不事四民之业,经济上禄赐丰厚,文化上教育良好,人才辈出,富藏图籍,著作如林,为其从事刻书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中原藩府刻书普遍,今可考者达百余种,持续时间长,内容涵盖广,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原文化史和中国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州郡的突进:论萧梁地方藩府对京师文学场域的干预

萧梁地方州郡因藩王分镇政策,在京师之外,形成多个有影响力的文学中心。地方藩府吸纳众多文士,组织高频率、多样化的文学活动,并通过人员、书信、著述往来,与京师发生密切文学交流。它们与京师之间既存在创作情境与人员构成的相似性,又因远离中央而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甚至会对京师文学场域发生干预。何逊、刘孝绰的诗风差异是以上两种文学场域各自发挥作用的体现;而萧纲《与湘东王书》则是地方文学干预京师的檄文,最终来自荆、雍的“寓目写心”式文学主导了梁代宫廷,使宫体诗风成为时代主流。

明廷对藩府的书籍颁赐与皇室关系网络

明代藩府初建时,朝廷会赐予典章制度、儒家经典和佛道二藏等书籍,以后也经常普赐书籍。藩府可向朝廷奏讨书籍,朝廷有选择地予以满足。藩府郑重收藏御赐书籍,会加以翻刻,未直接获赐的宗室有时单独向皇帝奏讨。赐书活动与皇室社会网络间存在互动关系。赐书活动可促进皇室成员思想观念与价值的统一,传达皇帝的情感关怀,起到维系皇室内部关系的作用。皇帝为向藩府宗室传递政治信号,会采取颁赐书籍的方式;宗室有时通过请求赐书与皇帝互动,满足个人精神需求。

汉初藩府士人的大一统观念——以枚乘、邹阳为中心

汉初尊奉黄老无为之学,学问文章非中央朝廷取士之道,游士与食客寄身于地方藩王,大多站在汉朝中央政权的对立面。邹阳和枚乘作为吴王与梁王门客,却始终有着清醒的大一统的观念,并在文、景向汉武政权过渡的过程中,完成了由诸侯游士向士大夫的身份转变。但是这种一统的观念,亦有其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藩府士人感受到了中央政权逐渐完善的不可抗拒性,坚持大一统的政治认知;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放弃地方诸侯王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不愿为藩府与中央之间的政治对立而困扰。邹阳、枚乘的大一统政治认知思想及身份转变,代表了藩府士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抉择。

忽必烈藩府儒士对元代多族士人儒学认同的影响

忽必烈藩府汉族儒士以及蒙古、色目、女真、契丹等民族的侍从文人,形成了尊孔崇儒和学习儒学的共识。他们对儒学的推崇和发展不仅使得这些来自不同部族和地域、信奉着不同宗教、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凝聚在一起,彼此结纳、往还密切,而且忽必烈藩府君臣崇儒兴学的策略和行为,使得多族文人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基础上交游聚会,从而促使并引领了有元一代多族士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传统儒学的接受。

明代藩府刻书辑考

明代藩府刻书,历来研究很多,今人亦颇多关注。其著录与考述最详者,莫过于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列《明代藩府印书表》,开列有明一代诸家藩府本书目约430余种,然仍不免有遗珠之憾。今在张氏《明代藩府印书表》之外,征之于各类文献,得张氏所未及者凡120种,庶可补明代藩府本考录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