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府刻书考

明初,建立“皇子封亲王”之制,明太祖朱元璋陆续将其24子和一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燕王朱棣驻北平,秦王朱樉驻西安,晋王朱驻太原,周王朱(木肃)驻开封,楚王朱桢驻武昌,齐王朱榑驻青州,潭王朱梓驻长沙,赵王朱杞未就藩死,鲁王朱檀驻裒州,蜀王朱椿驻成都,湘王朱柏驻荆州,代王朱桂驻大同,肃王朱楧驻甘州(后迁兰州),辽王朱植驻广宁,宁王朱权驻大宁(后迁南昌),岷王朱楩驻云南,谷王朱橞驻宣府(后迁长沙),韩王朱松未就藩死,沈王朱模驻潞州,安王朱楹驻平凉,唐王朱(?)驻南阳,郢王朱栋驻安陆,伊王朱(?)驻河南。

山东的藩府及其刻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宗室子弟到各地为王。为避免重蹈汉、晋＂分封逾制,祸患丛生＂的覆辙,明代统治者又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对各地藩王进行严格的限制。故顾炎武云：＂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内羁而外亲,既不得筮仕为吏,而复限于国城之中,若无罪而拘之者。＂面对严厉的藩禁政策,一部分藩王选择右文刻书以自娱。

明代湖南藩府刻书

藩府刻书为明代刻书重要特征及组成部分,无论数量及质量皆为当时翘楚。本文简要介绍湖南明代藩府刻书。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明代山西藩府刻书述略

明代宗藩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不习四民之业,经济上享有优厚待遇,文化上受名师教育,人才辈出,同时藩府内藏书甚多,为从事刻书事业提供了充足条件。山西藩府刻书精美,质量上乘,今可考者六十余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山西文化史和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来看,山西藩府刻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研究成果比较

中国学者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与法国学者热罗姆·凯卢埃甘的《为声望而刻书?明代藩府出版业和出版物》均是研究明代藩府刻书的成果。陈清慧主要利用文献学方法研究藩府刻书的概况以及藩府刻书在内容、时间、地点上的规律,着眼点在于物质形态的"书";凯卢埃甘从书籍史角度,将藩府刻书置于宗室的社会和文化史大环境下,围绕藩府刻书的动因、来源、过程、主体、流通等论述。文章比较两书,以管窥中外学者在藩府刻书研究上的同异。

明代中原藩府刻书考论

明代宗藩政治上享有特权,又不事四民之业,经济上禄赐丰厚,文化上教育良好,人才辈出,富藏图籍,著作如林,为其从事刻书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中原藩府刻书普遍,今可考者达百余种,持续时间长,内容涵盖广,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原文化史和中国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晋藩虚益堂本《初学记》考论

文摘唐徐坚《初学记》一书,以其所采摭的资料"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及其于先唐文献的辑佚价值,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国内现存版本除影印日藏宋本之外,其它均为明清刻本,大多由安国桂坡馆刻本而来。惟嘉靖十三年晋藩虚益堂刻本以安国活字本为底本,具有独特的版本特征,版本价值自当不与他同。今在梳理《初学记》版本系统和源流的基础上,据相关资料和晋藩本《初学记》本身的信息,对这一观点进行详细论证。

明代藩府刻书辑考

明代藩府刻书,历来研究很多,今人亦颇多关注。其著录与考述最详者,莫过于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列《明代藩府印书表》,开列有明一代诸家藩府本书目约430余种,然仍不免有遗珠之憾。今在张氏《明代藩府印书表》之外,征之于各类文献,得张氏所未及者凡120种,庶可补明代藩府本考录之阙。

刻书藏书蔚然成风

在今天留存的明代刻书中,除却大家熟悉的内府刻书和藩府刻书,最具规模的当属家刻本。明代苏州府藏书家藏书刻书在全国首屈一指,明代胡应麟曾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

明前期以官刻爲主的曲籍編刊述論

明前期編刊的41種曲籍中,37種是官刻.相對活躍的官刻取决於皇室的權力之争,其背後是封藩制度;家刻與坊刻的沉寂蕭條是明初政治、文化和經濟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較爲寬鬆的社會環境、官僚士紳階層的壯大、散曲與戲曲創作乃至曲學的繁榮、商業的發達等,都是曲籍編刊興盛必備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