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与制衡:中晚唐“一元双头”藩镇体制下的监军与藩帅——以中原藩镇为例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化浪潮风起云涌,中央出于加强皇权、控制地方的政治需要,普遍在藩镇内设置监军使,由监军使与节度诸使共治藩镇,从而形成"一元双头"的藩镇体制。在该体制下,监军使在藩镇的存在既是调和各方面关系、协助藩帅的"合作伙伴",也是平衡、制约藩帅的重要力量。监军使存在的意义,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分享藩帅的决策权、参与藩镇具体事务的管理,从而确保中央对藩镇的有效统治。

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

州县摄官制度在唐代前后两期呈现出显著差异,其间缘由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唐以降,地方州县中活跃着大批自两京迁徙而来的侨寓士人。依托与朝廷卿相、地方牧守的亲故关系,侨寓士人成为州县摄官的重要来源。在岭南等地,甚至演变为一项地方人事惯例。对某些家贫无业的士人而言,摄官是一种变相的衣食之资、利之所系,而不仅是维系政务运转的人事制度。与摄官类似,唐后期地方行政中还有使府辟召以及正员州县官的荐授、奏留等选任机制。此类机制的萌芽虽可追溯至唐初,但均盛行于中晚唐,这多少都与士人侨寓风潮以及由此催生的仕宦"地方化"倾向存在某种关联。

南唐宰相制度考论

南唐政治制度多继承唐制,宰相制度也是如此。但其在名号、职权等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在南唐三十九年的历史中,决策重心大致实现了由御前会议到枢密院,再到近侍机构的转移,南唐相权也随之逐渐趋于衰落。宰相权力的行政化倾向是南唐相权衰落的最重要表现,这主要体现在“知(或判)尚书事”作为宰相名号的大量使用。君主干预具体事务、重用宗室、枢密院与近侍机构侵夺权力亦是南唐相权衰落的重要表现,藩镇体制的影响与南唐君主对宰相固有的防范是南唐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对南唐宰相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南唐典章制度的研究,并将唐宋之际政治制度变革的研究推向深入。

唐后期州府录事参军职能的扩展与令录模式的生成

安史之乱后为澄清州县吏治,作为州府勾官,录事参军的“纠举”职能得到强化。此后,随着录事参军更多地进入朝廷视野,加之唐后期控制州县的需要更为迫切,录事参军在州县行政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与县令共同构成州县管理的中间层级,具体负责州县行政,而州府长官则主要对二者实施监察与考课。朝廷还在诸多财政事务上直接指挥令录,向他们差派特定任务,甚至试图以录事参军制衡州府长官,令录模式成为朝廷管理州县的新方式。从央地关系的角度来看,令录模式的生成也反映了唐后期尝试通过强化中央与中层地方官的直接联系以加强地方控制的新动向。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唐代的幕府制度，因为涉及唐代历史的重大转变，所以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唐朝军事制度的重心从临时出征(行军体制)转变为边防驻守以后，军镇的长官不仅继承了行军体制中的战时权力，而且继承了行军体制中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幕府。军事长官依靠这个幕府组织运用自己的权力，组合自己的利益，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安史之乱的发生，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