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正统观之兴起新探——苏天爵《题孙季昭<上周益公请改修《三国志》书稿>》书后

东晋、南宋与元代是蜀汉正统观兴起的三个关键阶段。世人常以“理”“势”论晋、宋尊蜀之故,而常常忽略内中详情。东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叙事以蜀为正,而评论则持鄙夷态度,致使后世颇质疑其真正史观。南宋偏安一隅,执政者面对中原陷落、胡马临淮而不思北伐以图光复,遂使不少学士朝臣纷纷借诸葛亮及其《出师表》抒发愤慨与怨抑,表达报仇之心与恢复之志,蜀汉正统之论因而兴起。元代修辽、宋、金三史,而正统之辨兴。欲以南宋继北宋为正统者,常以三国蜀汉为正作为依据,故谈论蜀汉正统,便常寓有为南宋争正统之隐义。即便身为北人的苏天爵,亦因长期浸淫南宋遗文轶献之中而生发出尊宋的立场与意识。蜀汉正统观以是继兴于有元。

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苏天爵生平述略

苏天爵是元代著名的历史人物。从籍贯家世、国子求学、任职翰林、秉公执法、为官江浙等几个阶段对苏天爵的生平加以考述。

论苏天爵史学思想的理学倾向

苏天爵的史学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第一,受理学影响的通变思想。基于"政有因革,事贵变通"的历史观,苏天爵提出"欲救其弊,理宜更张"的政治诉求与"制其烦简之宜,达乎通变之道"的为政方法。第二,以王道德治作为衡量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苏天爵常常从历史的角度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的根本途径,突出"仁政"在王道德治当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纲常伦理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基础。第三,注意考察"正心"说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作用。苏天爵既看到人君端正身心、率先垂范的重要性,也主张将"正心"思想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阶层。他还继承了先秦的重民思想,注意总结民心向背,以观照"君心"正邪,这也是元代史学心性观念的发展。

苏天爵师承考述

苏天爵是元朝中后期的一位汉族名臣。他位居高位,一生在宦业、学术、事功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这与其一生师承和交友有密切关联,而这也恰是蒙元政权下汉人士大夫群体的活动特点。对其师承关系的总结对于元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拓展意义。

论苏天爵整顿吏治的主张与实践

在整顿吏治方面,苏天爵主张明确国家设官宗旨,牢记为官使命。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举荐贤良,打击奸佞贪墨。充实地方官僚队伍,完善选拔进补机制。裁汰冗官,改革俸禄制度。

元末名臣苏天爵与宋氏兄弟交游研究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号＂滋溪先生＂,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所编著和整理的《国朝名臣事略》、《国朝文类》、《滋溪文稿》等书均被历代治史者公认为蕴籍极丰的文史宝库。

元末名臣苏天爵监察活动研究

元末名臣苏天爵自二十四岁经科举走上仕途后,其为官前后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在这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任职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取得成绩最大、最受世人称道的是他在监察系统的所作所为,并最终为他赢得"苏青天"的美誉而流芳后世。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任职期间不畏强权和恪尽职守高尚为官的操行。

再论苏天爵与实录——与温岭、陈高华、孟繁清等先生商榷

关于苏天爵修实录,有人认为苏氏修过武宗、文宗实录,有人认为苏当时年少未曾参与纂修武宗实录,还有学者认为苏不但修过武宗、文宗实录,而且修过英宗实录。经梳理耙抉,笔者以为苏重修过武宗实录,修过英宗、文宗实录。

元末名臣苏天爵为官操行溯源

元末名臣苏天爵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严于执法、勤政爱民,具有极高的为官操行,在当时有"苏青天"之美誉。而其之所以具备这些优秀品质,一方面源于严格家教下儒家文化对他的浓厚熏陶;另一方面源于祖辈们尤其是父亲苏志道的榜样示范效应。

论苏天爵的事功史观

作为元末北方儒学的代表人物,苏天爵的经世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自觉记述元朝立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成就,浓厚的忧患意识,提倡多施仁政、爱民厚生的思想等方面。

元代史学家苏天爵研究刍议

元代史学家苏天爵在史学研究上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不仅有意识保存元代文献,而且提出有关文献编纂整理的看法。他一生著述丰富,其主要成就和贡献,都体现在他的著述之中。目前的学术界,关于苏天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就。本文撰写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一是对有关苏天爵研究概况和现状作一番梳理;二是在此基础上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三是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发掘继续研究的空间。

元代史学家苏天爵交游考述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他是元朝的朝廷重臣,又兼文人、学者的身份。一生喜好交游各色人物,这些群体在苏天爵的成长中起了重要作用。笔者从苏天爵的《滋溪文稿》及与之交往的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来窥探他的交游情况。根据他的入仕经历,把他的交游情况分为两个阶段,以供职翰林院前后为划分点。前一阶段主要是从学于名师长辈,后一阶段主要是朋友间的相处。

元儒苏天爵教育思想初探

元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时代赋予了苏天爵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则为他教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苏天爵的教育思想散见于文集,其中有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关于教育的价值和功用的论述,对于如何兴办教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兴教方案。在同时期的教育思想家中,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试论苏天爵的法制思想及实践

苏天爵有多年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他重视立法,希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主张用刑以宽仁为本,既要慎重,又要平允适中;强调惩治法制贪腐,听狱宜速,严刑慎赦,选用合格刑狱官吏。

元代学者苏天爵交游考

苏天爵是元代著名学者,生平交游颇广。从苏天爵的诗文著述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苏天爵的交游对象大致包括授业恩师、博学鸿儒、同乡耆旧、后学晚辈等几个群体。就授业恩师而言,苏天爵先后拜安熙、吴澄、虞集、齐履谦为师,学术思想得以形成。就博学鸿儒而言,与苏天爵交游密切的学界名流主要有马祖常、宋本、宋褧、欧阳玄、许有壬、陈旅、吴师道、黄溍、胡助、袁桷等人,他们相互唱和,蔚为风气。苏天爵还与本地士绅、挚友往来唱和,饮酒赋诗。此外,苏天爵与晚辈后学赵汸、傅若金、高明、王祎、葛元哲等人交游笃厚,其学识与人品一直是晚辈后学效仿的楷模。

蘇天爵的《元文類》與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

本文考察蘇天爵《元文類》的編纂意義,並以此書編列的元代中後期大都文人官員作品爲研究重點。此時期在大都供職的主要官員虞集和馬祖常與蘇天爵關係密切,《元文類》選入他們多篇作品,反映蘇天爵對大都文壇的重視。本文從三個角度作論述:先由外緣的元代政治文化背景窺探蘇天爵的編纂理念;次由内緣角度論書中作者與作品的編列,分兩層論述,一層見蘇氏的理想大都文人群體的示範意義,另一層見選詩表現的美刺傳統用心;最後用比較研究法,以兩本《皇元風雅》的選本意義比對《元文類》的選編意識,突顯後者本乎風雅的一代文化意義。

苏天爵与辽宋金元史编纂

苏天爵是元代著名史学家。他至少预修两部《实录》,著有《元朝名臣事略》《松厅章疏》《辽金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汇编《元文类》,另有文集《滋溪文稿》传世,这些著述为明初编纂《元史》提供了史料依据。苏天爵通过长期的治史实践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修功臣列传》《三史质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不仅彰显了他的史料观和史学倾向,也为元末编纂宋史、辽史、金史提供了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史史料的搜求、立例、编纂思想。

《金史》本纪与《国史》关系再探——苏天爵“金亦尝为国史”辨说

苏天爵《三史质疑》是研究《辽史》《宋史》《金史》纂修问题最重要的文献,然而疑点颇多。据此提出的金朝纂修《国史》,以及元修《金史·太宗纪》《熙宗纪》的底本为《国史》本纪的观点,须重新检讨。目前支撑苏天爵“金亦尝为国史”说的佐证《金史·酷吏传序》《地理志》《大金德运图说》及赵秉文《祁忠毅公传》,其实都存在诸多破绽。唯有探索整体编纂模式,才能彻底厘清史料来源、构成的诸条脉络,从而解决史书体例问题。笔者从金代文献中发掘《太宗实录》《熙宗实录》,将其文本与《金史》互证,由此整合出元人修史所据太宗、熙宗两朝文献的整体面目。其总量绝非今本《太宗纪》《熙宗纪》所呈现得如此之少,而是具备一定规模,各形式的材料相当丰富,如诏令文书、君臣对话、叙事细节及人物附传等等。这些根本不是《国史》本纪这种体例承载的内容,真正来自实录。最终表明,元修《太宗纪》《熙宗纪》蓝本当为实录。

元代燕赵名人苏天爵研究述略

关于苏天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天爵著述的点校与出版、苏氏重要著述的研究、苏天爵的生平及其交游的梳理和苏天爵学术贡献及学术思想的研究。《苏天爵研究》的出版,对于丰富元代乃至中国政治史、法制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学术意义。同时,通过该书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河北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挖掘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