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雨木水]簠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文章通过对传世曾伯[雨木水]簠相关著录的梳理和考证,细化了其流传过程,认为器身的铸造痕迹进一步佐证了该器的真实性;并且根据器形与纹饰特征,将该器年代限定在春秋早中期之交;此外,又根据考古和金文资料的对比分析,认为曾仲斿父和曾伯[雨木水]并非曾国国君,两座墓葬所处的苏家垄遗址在当时应是一处直接控制铜料冶炼生产的封邑。

蘇家壟墓地M88出土䢵夫人瑚考

蘇家壟墓地M88出土銅瑚銘文中所謂的"陔夫人"應改釋爲"䢵夫人",䢵在文獻中也寫作鄖。據銘文,該瑚應是䢵(鄖)國國君夫人嬭克母的自作器。䢵(鄖)夫人的母國爲楚國,她本人嫁往䢵(鄖)國國君作爲夫人,而其器物却在蘇家壟墓地出土,此類現象頗爲少見。本文對該現象出現的原因進行了細緻分析,傾向於認爲䢵(鄖)夫人爲M88的墓主人。䢵(鄖)國被楚消滅後,楚人安排䢵(鄖)夫人改嫁曾伯,遂出現了䢵(鄖)夫人銅器在曾國墓地出土的奇特現象。

“曾伯”铜器与京山苏家遗址的性质

曾器铭文中,常见有作器者自称“曾伯”。因周代诸侯邦君可称“伯”,曾有部分学者提出“曾伯”是曾国国君,将其墓葬所在之地视作曾国的都城[2]。近年来,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丰富与相关研究的日益推进,很多学者认为此类“曾伯”并非国君,“伯”是行辈而非爵称[3],但关于其身份,尚未有较明确、统一的看法。

透闪石玉物相构成及沁蚀演化机理新解

中国是世界上玉文化源远流长的地区,随着玉文化研究的深入和玉学的兴起,玉石的物相构成及受沁演化机理成为学界和出土古玉鉴定中的重要问题。由于埋藏环境的作用,许多玉器出土时的面貌和成分结构已发生很大改变。本研究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SEM-EDX)、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MLRM)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等分析设备,对湖北省京山市苏家垄遗址春秋时期M88号墓棺内出土的4件玉器残片以及1件现代透闪石玉原石开展比较研究。研究确认透闪石玉中除了纤维状的矿物成分,还包含玻璃相的高级脂肪酸盐,分布于晶界及晶体间隙的玻璃相脂肪酸盐在玉石晶链间形成缓冲,使透闪石玉具有较高的韧性,不易崩碎。当腐蚀发生时,脂肪酸盐会变质分解溶出,部分会在玉石裂隙及疏松处富集并吸附其他物质,致使玉石受沁。脂肪酸盐大量流失后,透闪石玉晶链因失去缓冲而极易碎裂。此时,链状结构中Ca-O键和Fe-O键因强度低于Mg-O键而优先断裂流失,使得玉石内阳起石结构减少,外观由半透明向不透明转变,甚至白化。关于古代玉石中脂肪酸盐来源及其对玉石影响的研究,为古玉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及周边考古调查简报

2017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苏家垄遗址及周边近4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采取了区域系统调查的部分方法,并结合部分传统调查方法,基本弄清了苏家垄遗址群各遗址点的范围、文化遗存的分布与堆积状况,并对区域内聚落形态的特点与变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为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展示和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群M85发掘简报

2015~201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京山苏家垄墓群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墓葬一百余座,M85为其中一座小型土坑竖穴墓,出土陶器、青铜器及玉器等13件(套)。墓葬年代大致为春秋中期,丰富了苏家垄墓群的文化内涵,为研究曾国及曾楚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M2发掘简报

2008年5月10至5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京山博物馆对京山县坪坝镇苏家垄墓地进行了实地踏勘和抢救性发掘,清理残墓一座,出土西周末至春秋初年的曾国青铜器和陶器9件。此墓的发掘更进一步证明了1966年7月出土97件曾国青铜器的地点为墓葬。

苏家垄M85的年代与文化特征略论

京山苏家垄M85年代在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20年左右或偏后。从墓内未见兵器的情况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位女性,再结合簠内壁“宋子□”铸器的铭文分析,或是由宋适曾的一位低等贵族夫人。墓中除了纹饰精致且较特别的铜簠之外,还应包含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略论

郭家庙墓地四座大型墓葬的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其中GM21(曾伯陭)和CM1(曾侯絴白)为曾侯之墓。枣树林五座大型墓葬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其中M190(曾公求)、M168(曾侯宝)和M129(曾公德)为曾侯之墓。从郭家庙墓地到枣树林墓地,在曾侯世系上应没有缺环。结合文献记载,郭家庙曾侯墓的年代下限为不晚于公元前690年,曾公求应是埋葬于枣树林墓地的第一位曾国国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46年。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的显著特点是以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为核心,实行车马分葬。

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简报

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苏家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东周时期曾国文化遗迹56处,出土了石器、铜器、陶器、冶炼遗物等等,对深入研究曾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