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诗歌“怨”的变易——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界

苏轼诗歌多怨刺,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作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政治家,苏轼时刻怀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渴望忠君报国、执政为民,亦善于以辛辣犀利的讽谏针砭时弊,以诗托讽。但“乌台诗案”的一记重击,使其心境骤变,从曾经的无惧无畏转向了被现实境遇束缚的明哲保身,其诗歌之“怨”更是据此发生了复杂的变易。政治风波显露出的恶劣环境,令他通过对象倾移与程度纾解来重新建构“怨”的基础与可能;贬谪闲居的专治经书,为其再度理解“怨”的性质以及觅得遣“怨”的新路径提供了更趋完善的思想基础。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落笔为诗,表达“怨”的情感内涵愈加丰富,书写“怨”的艺术手法亦由“比”及“兴”。苏诗之“怨”,便在这三条紧密相连的脉络中,彰显出了富有时代性与动态性的独特风姿。

高中古诗词教学中群文阅读的应用——以苏轼诗歌作品为例

群文阅读能够促进学生深入理解苏轼诗歌作品的文化背景、艺术特色及其思想情感,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生在多篇诗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比较分析以及深入探讨,既能够增强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也有助于学生形成更为全面的历史文化认知。基于此,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将群文阅读策略应用于苏轼诗歌作品的教学,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深化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和鉴赏,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人文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论苏轼诗歌中的“心灰”意象

苏轼一生创作诗歌2700多首,诗歌中既有经典的古诗意象,如明月、杨柳;也有饱含个人化情感的意象,如仇池石。“心灰”意象在苏轼诗歌中也是常见的一种叙述,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初入仕途之时,苏轼诗歌中的“心灰”意象带有明显的愤激意味;遭受贬谪之际,蕴含佛道意味的“心灰”意象喻示着他新的思索;经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诗歌中的“心灰”意象体现出真正的超脱。但无论苏轼处于人生的何种阶段,他对“心灰”意象的叙述并不是心灰意冷之意,而是体现出苏轼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最终在如逆旅般的人生中拥有一种达观待之的态度。

苏轼诗歌比喻艺术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将比喻运用得美轮美奂。苏轼诗歌中以雪泥鸿爪、西湖西子、萧散霜风等典型意象比喻为切入点,运用人比喻人、物比喻物、人比喻物、物比喻人等多种方式,通过明喻、隐喻、借喻、曲喻、博喻等类型变换,赋予诗歌以平淡美、理趣美、禅意美的艺术效果。苏轼以"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比喻"的创作风格,不仅丰富了比喻的文学修辞技巧,也使其诗歌有别于"唐诗的艺术特色,开一代宋诗新风"。

论苏轼诗歌景物描写的绘画美

苏轼诗歌中的景物描写渗透着诗人的情才和画家的技艺。诗歌在描写景物时浓墨淡写 ,构图简括 ,达到了虚与实精妙结合的境界 ;善于刻画自然事物的运动状态 ,写出景物运动的时间感、距离感、立体感 ,或变静为动 ,赋予景物运动情态 ;并且还描写景物的的新鲜色彩 ,使作者之情融于景物 ,唤起读者的色彩感觉 ,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

圆活与尚趣——佛禅与苏轼诗歌的美学风格刍议

佛禅文化对苏轼诗歌美学风格有两大影响:一是佛家对"活法"的追求,促成了苏轼诗歌创作爽利灵动、圆熟通俗的圆活流转之美;二是禅门宗风的反常合道、游戏三昧、禅悟机峰促成了苏轼诗歌富含奇趣、谐趣和理趣的审美风貌。

论苏轼诗歌的理趣

宋诗尚理,已成为千古定论。虽然后代对其褒贬不一,但谁都不否认其中存在着不少脍炙人口,充满了理趣的诗。苏轼作为宋代杰出的代表诗人,在其毕生丰富的创作中,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颇耐寻味、富于理趣的诗篇。本文试对苏轼的这部分诗及其产生原因作一粗浅论述,以期对苏轼诗歌的理趣特点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诗歌艺术特色散论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集诗词赋创作成就于一身的大文豪 ,其诗歌特色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着重论述了他的部分诗歌比较集中的艺术特色 ,认为其诗歌具有大放大畅吞五湖三江的内容 ,明澈洒脱与雄奇险峻并呈的情境以及信笔直书解纵绳墨之外的表达等艺术特色。

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

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方然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苏轼诗歌创作分期问题的探讨，然而众家持论多异。苏辙以为：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又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①大抵以苏...

论南宋苏轼诗歌与南宋院体画的诗画互文现象——以马麟《秉烛夜游图》为例

南宋帝后雅好苏轼诗文,导致以苏轼诗歌为主题的院画作品涌现于宫廷,形成值得探究的诗画互文现象。其中,取材于苏轼《咏海棠》的《秉烛夜游图》,堪称代表之作。该图为南宋名家马麟所绘,画家通过描绘诗中主要意象,建构诗画之间的显在联系。以此为基,诗歌场景被改造为皇帝熟悉的"禁中赏花",赏花者由受贬的士人变为皇家园林主人,借此逢迎赞助人的惯习与趣味。同时,画家还通过赏花气氛的微妙转变,以乐景写哀情,含蓄表达对于家国命运的忧虑。就艺术史层面而言,这一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宋代是诗画融合的时代,但这种融合并非"诗画一律"的文人画观念所能涵盖,院画中包含的诗画互文是其中的另一维,也是最具南宋特色的诗画现象。

佛教典籍与苏轼诗歌创作探微——以《金刚经》为中心

宋人做诗偏爱以学问入诗,苏轼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对佛教典籍尤其非常熟悉,比如是《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坛经》等佛教大乘经。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本文以《金刚经》为中心,细细分析其在苏轼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从思想角度看,这部经帮助他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金刚经》灭尽着相思想,给他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以之作为归纳而用,或以之作为演绎而用,或以之作为主导思想贯入全篇而用。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歌所呈现出的才是另一番景色。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模仿

朝鲜王朝时期,以宋朝为治国之典范,尊重文人,注重文采,所以朝鲜国王为代表的朝廷君臣们都十分仰慕宋朝的文人,尤其推崇苏轼及其诗歌作品。朝廷大量引进和刊发有关苏轼及其诗歌作品的书籍,供朝廷内外的文人们学习和模仿。朝鲜王朝的文人们高度评价苏轼及其诗文,认为苏轼"气节凌宇宙""文章焕星斗""诗文具神境",但同时也指出其"专尚用事""多用佛语"的问题。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模仿苏轼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同时,在题材内容上也热衷学习苏轼的作品,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属于朝鲜民族的汉文诗。

苏轼诗歌研究中的动物性及构建苏轼动物诗学问题研究

关于苏轼诗歌的动物研究,自1948年冼玉清在《岭南学报》从自然科学层面发表过一篇论文《苏轼与海南动物》外,70多年过去了,竟无一人从动物层面涉足,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现在提出苏轼诗歌研究中的动物性问题,并构建“苏轼动物诗学”正逢其时。苏轼诗歌出现的动物应有尽有,从动物角度切入,运用生态批评,可以防止思想僵化,摒弃概念化、象征化、脸谱化的固定模式,可以抓住前沿话题。“苏轼动物诗学”作为一种学说,具有与其他学科融合的特点,能将原本被人们忽略的动物形象与动物文学文本内涵极大地激发出来,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丰富中国古典诗学体系,意义亦十分重要,或许也能发现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

叶燮《原诗》对苏轼诗歌的评点

叶燮《原诗》论诗主张唐宋兼宗,于宋诗中推崇苏轼,以苏轼为宋诗中成就最高者,且从苏诗于宋诗的创变之功、对苏轼“自然”论文艺观的继承与发展、对苏轼其人学识修养与道德修养的推崇,援引苏轼的诗评话语与自己的诗学观点互相参证等几个方面对苏轼诗歌进行细微的阐释,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对我们重新认识苏诗于宋诗的价值意义重大,从而能够进一步了解苏轼在叶燮诗学体系中的接受情况。

苏轼诗歌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研究

苏轼的诗歌在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不可或缺的瑰宝,在古代诗坛中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其在海外的影响力却远不及李杜诗歌,究其原因,有三个较为突出的因素,译介时间起步较晚,诗歌内容复杂,中国古典诗词边缘化。海外译者获取苏轼诗歌的手段和方式非常有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基于自己优越的西方文化视角,翻译时难免有所偏差。中国诗词一直处于世界文化研究的边缘,通过分析韦利和翟理斯对苏轼诗歌传播的影响,取其所长,加速中国诗歌在海外的影响力和传播速度。

苏轼晚年诗歌中的道教环境分析

苏轼作为北宋三教调和的代表,其思想中存有道教的因子。究其一生,他仕途坎坷,命运波折,思想和创作中道教的成分也越来越浓,特别是在被贬岭海以后,对仕途的失望和对每况愈下健康状况的担忧,常常促使其投向道教。东坡晚年诗歌中,经常会出现关于道教环境词汇的描写,来抒发自己想摆脱现实、羽化升仙的愿望。

苏轼诗歌的艺术特征与审美趣味

如何评价苏轼诗歌的艺术成就,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值得重视的是,历代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无论是臧是否,总是把苏诗放在古典诗歌的历史性重大转折点上来考察,或盛赞“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或讥讽“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由此可见,正确分析苏诗的艺术特征,这不仅是客观评价苏诗艺术成就的关键,而且对我们历史具体地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趋势,也有重大的意义。

论苏轼诗歌中的“乐”与“达”

苏轼诗歌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丰富、风格的多样、手法的多变以及情感的真挚,更重要的是苏轼寄寓于诗歌中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逆境的超脱。苏轼诗歌中表现的"乐"与其俗中寻乐、苦中作乐的日常心态密切相关,而其看透盛衰成败与诗歌中流露出的对艰难困苦的泰然与自适则有着更为复杂的思想诱因。同时,儒家的积极入世之心、佛家的"缘起性空"论以及老庄的"自然随化"思想亦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坡笑声蕴涵多——浅谈苏轼诗歌的幽默

一代诗词大家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幽默家。他的诗文、轶事充满了幽默。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甚而流落天涯海角之际,他都能善于运用幽默的力量,抛洒着自己的才气智识;尤其自“乌台诗案”之后,苏武诗歌的幽默特色更为明显,他那幽默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以致“东坡好戏谑”(《晁氏客语》)“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成为当时众口一辞、有口皆碑的共识。

别开生面 独树一帜——浅谈苏轼诗歌的艺术个性

清代文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苏轼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概括很有见地。他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苏诗的主要艺术个性是奔放自然,爽利明快,“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正如朱熹所说,是“一滚说尽无余意”(《朱子语类》)。苏诗并不长于蕴藉含蓄,耐人咀嚼,而是以放笔快意,滔滔汩汩,一泻千里见称。诗人自己也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其实不只是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