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虐待罪中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

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是共同生活状态的基础,否则有违共同生活和家庭成员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和相应的法定价值。以客观上的共同生活状态来类推当事人主体之间的主观意愿并不符合全部的现实情况,会导致家庭成员的法律附随后果缺乏主观基础。对于主观意愿的认定,可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进行判断,即当事人需要能充分认识共同生活的状态,且具有希望共同生活状态得以实现的积极心态。可借助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知能力、行为表现、事后陈述等多个客观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

我国 1979年刑法将虐待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 ,1997年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转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的变化 ,必然导致虐待罪认定的变化。司法实践表明 ,对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传统与现代之间:虐待罪“家庭成员”概念新论

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规定中的"家庭成员"一词是确立本罪和限定本罪成立范围的重要构成要件。自《刑法》规定虐待罪以来,"家庭成员"概念的明确厘定都是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出现非传统的新型家庭模式影响下,"家庭成员"的概念内涵也应相对地予以扩张。研究以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作为分析家庭的进路,通过考察现实社会中实然存在的传统和非传统两种家庭形态,将虐待罪犯罪对象的"家庭成员"定义为:基于婚姻、血亲关系或非血亲的赡养关系以及非婚同居关系在同一家庭中一起长期共同生活的人。

虐待罪及其处遇——基于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思考

虐待罪属于亲情间的犯罪,家庭成员成为厘定该罪范围的重要内容。囿于对虐待罪犯罪表象恶的认识,主张对其施以重刑的思想成为必然。通过对虐待罪范围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在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语境下,认为对虐待罪的处遇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范围内,对行刑方式作恰当的改变,对一般虐待行为和虐待罪之轻罪施行社区矫正的处罚;重罪依法酌情予以假释或减刑再进入社区矫正。使之既有利于罪犯真正改造,又有利于家庭建设与良好发展,达到刑罚的真正目的。

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之提倡——以虐待罪之罪犯处遇为例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这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从轻罪到重罪乃至罪当立即处死的案件都存在着。研究以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境遇为基点展开,考察恢复性司法在中国适用的现实状况,检讨其在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以及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应该推进的场域;提出亲情犯罪的概念与类别,主张恢复性司法应适用于亲情犯罪的罪犯处遇,并以亲情犯罪中的虐待罪作为这一适用的建构进路。

对家庭暴力案件适用虐待罪的反思

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非法拘禁罪、遗弃罪等。虐待罪由于与家庭暴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成为追究家庭暴力刑事责任时经常适用的一个罪名,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对长期性家庭暴力主要适用虐待罪而忽略甚至排除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罪名的做法,其原因既有司法人员对婚姻家庭案件特殊处理的思想意识问题,也有对犯罪构成理论的应用问题。尽管如此,不应当抹杀或低估虐待罪在家庭暴力刑法防治上的作用和意义。

自诉案件中虐待罪的特殊证明规则——以家庭暴力案件特殊性为研究视角

家庭暴力下的虐待行为发生在亲密关系之间,受暴者举证能力较弱,也少有人证及物证,虐待罪在自诉程序上与普通公诉罪名的证明规则相同,这严重影响自诉人虐待罪案件胜诉,也与立法目的相悖。基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在证明方法上,有必要在一定条件下适用推定,在妻子长期受伤等基础事实成立的情况下推定丈夫虐待罪事实成立,再由丈夫提供证据证明推定事实不成立或者证明相反事实成立。另外,自诉案件中虐待罪的证明标准也应适度降低。

身份犯视角下虐待罪的局限及其破除——兼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十八条之规定

根据《刑法》第260条之规定,虐待非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不能认定为虐待罪,而且其他罪名也不能恰当评价此行为,虐待罪的局限性导致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失灵。该局限性的根源包括对虐待行为的认识偏差、虐待罪的设置缺陷和刑法罪名体系的不完善。《草案》第18条之规定有进步之处,但是仍存缺憾,解决路径是将虐待罪去身份化,使其回归非身份犯行列。

略论虐待罪对象之家庭成员

作为虐待罪的对象,"家庭成员"是范围相对开放的概念,其认定应当以家庭组成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在不同的视角下看,被虐待的家庭成员具有如下典型特征:1.对虐待行为人的依赖性;2.所承载价值的冲突性;3.在犯罪成立和追诉中的能动性。家庭雇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成为虐待罪的对象,虐待被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不能定虐待罪。

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之辨析

发生在家庭内的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这两者的界限在实践中较易混淆。文章结合一个案例,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对两种罪的各自特征进行了分析。

虐待罪中老年人的诉权保障探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被虐待的现象也愈发引起社会的重视。现行刑法将虐待罪由自诉案件转变为半公诉案件。这表明国家对于虐待罪采取了更严厉的打击立场,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被虐待的老年主体是否还具有“公诉转自诉”的能力,也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被害人的态度”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在公诉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影响程度。国家应当保障老年人在受到虐待时的诉讼主导权,同时社会应从法制宣传、社工帮扶等多个方面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帮助,以确保虐待罪中老年人诉权得到真正地落实。

论虐待罪

随着媒体以及网络平台的发展，信息的扩散更加迅速和广泛，由此，越来越多的伤害事件，进入我们的视野，新闻上屡见不鲜的虐待儿童、老人的事件，让我们唏嘘不已，这不仅是触及到法律这一社会的底线，更是道德上的不堪，人们的法律意识日渐增强，刑法上的虐待罪，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文章从虐待罪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认定以及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浅析。

虐待罪与刑法中的家价值

家是一种独立的共同体,其成员之间拥有更紧密的生活联系与更深厚的主观感情,由此造就了独特的家价值:一方面,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家具有更强的自治能力.虐待罪的创制体现了刑法对家价值的特别考量.将家价值贯彻于虐待罪的教义学中,不仅能对虐待罪的构成要件问题展开更为实质的思考——将虐待罪的适用对象解释为拥有紧密生活联系的事实家庭成员、发现虐待行为的历时性特征、针对缓和的结果归属原理为司法实务提供操作性更强的判断规则;还能为虐待罪的妥当量刑提供指导——维护虐待罪罪内与罪间的量刑协调,积极运用被害人谅解与缓刑制度促进家价值的修复.家价值的教义化不仅影响虐待罪的适用,还将辐射至所有的家事犯罪.

论虐待罪

1 虐待罪是指长期以打骂、冻饿、侮辱等方法,有意识地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其特征如下: （1）侵犯的客体是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历代统治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都要确立和维护一定的家庭制度,如封建社会是以父权、夫权、家长权为中心的专制形式的家庭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维护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所谓自由的家庭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则要确立和维护民主、平等、和睦、互有权利义务的家庭制度,这就使公民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成为公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依法予以保护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任何家庭中,各成员之间只有互相扶助的义务,没有互相虐待的权利。任何人凭借自己在经济、亲属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虐待其他家庭成员,都是违法行为,情节恶劣的可以构成犯罪。 （2）犯罪主体和受害对象必须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生间必须有一定的扶养关系（包括自愿承担扶养义务的）,否则就谈不上虐待罪。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对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规定之反思

虐待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作为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新增"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恐吓无法告诉的"作为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规定。尽管刑法规定上述两个方面作为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例外,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务中,这两个例外规定均不足以弥补虐待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犯罪的缺陷。文章通过对虐待罪告诉才处理例外规定的辨析,在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刑法规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虐待罪立法之建议。

对我国“虐待罪”的定罪量刑建议

最近发生的虐童案件触目惊心,反思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文章就家庭这一视角切入,从我国法律对虐待罪的规定及量刑原则入手,将虐待罪与相邻罪名进行对比,并从定罪量刑的角度对该罪的完善提出建议,希望能尽早将儿童的法律保护落到实处,还孩子们一片自由快乐的成长天空。

浅议重新界定我国虐待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以幼师虐童案为展开

频频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暴露了我国刑法对虐童行为刑事处罚上存在的法律空白和尴尬境地。现行刑法中没有合适的罪名来规制这些虐童行为,同时局限于刑法中虐待罪主体的限制,大量的严重虐童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罚。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刑法进行修正,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发挥刑法在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应有作用。

虐待罪的刑罚配置检讨:一个宪法与刑法融贯的视角

我国刑法专设虐待罪彰显了中国法律体系对家价值的维护。但在刑罚配置方面,其法定刑与同类犯罪相比却较轻,与社会日益增强的平等意识、权利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现代家庭观相冲突。关于虐待罪的刑罚配置是否合理,学理上亦形成了“不合理说”与“合理说”对峙的困局。前者诉诸家庭伦理、文化传统等法外理由,未清晰揭示出虐待犯罪的独特社会危害性,不能深入到刑法学内部形成有力批判。后者将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等同于虐待罪的保护法益,忽视了后者的相对独立性与复合性,不恰当地稀释了虐待罪的法益侵害性,对虐待罪适用难题的教义学回应更是遮蔽了其刑罚合理性问题,从而不能为现有刑罚设定提供足够的辩护。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检验需要根据宪法的法益作为判断工具,虐待罪的刑罚配置检讨应回归宪法与刑法相融贯的视角。我国宪法承认现代家庭生活的宪制价值,确立了加重保护家庭生活中个人基本权的根本法立场。在此指导下,虐待罪所欲保护的法益会呈现出“个人法益+集体法益”“主观法益+客观法益”这一“厚实”形态,立法者应依此对既有刑罚配置予以调整。虐待罪的刑罚配置检讨也为其它针对家庭成员的人身侵权犯罪的刑罚设置与适用提供了示范。

增设家庭暴力罪还是修改虐待罪?

家庭暴力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其中九成以上的受暴者为女性。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现行刑法中有关侵犯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规定不足以涵盖实践中家庭暴力现象,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