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行为的刑法适用

当前,编造、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出现了罪名适用混乱的情形,需要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以此有效解决罪名适用混乱的状况。从实践来看,“双层社会”的新型背景扩充了社会秩序内涵,司法解释的扩张趋势模糊了虚假疫情信息的界定,“虚假”认定标准与言论自由的界限未能较好确定。本文认为解决编造、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行为的刑法适用问题,应当坚持法益导向,对此类行为的危害特质进行精准把握,基于现有规范对公共秩序考量,并且实质理解“虚假疫情信息”的内涵,防范类推风险与随意扩张。另外,根据比例原则对此类行为进行合理判定,依据适当性原则确定虚假性标准,遵循必要性原则进行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的划分,从而保证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性质的规范认定。

社交媒体虚假疫情信息纠正效果评估的元分析

[目的/意义]社交媒体纠正对遏制虚假疫情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但是已有研究对社交媒体纠正虚假疫情信息的有效性存在较大分歧。本研究尝试评估社交媒体虚假疫情信息的纠正效果,以期为社交媒体平台纠正虚假疫情信息提供有益借鉴,为公共卫生机构制定社交媒体虚假疫情信息应对策略提供有益参考。[方法/过程]系统收集了13篇文献的16项有关社交媒体虚假疫情信息纠正效果的因果证据(N=4515),采用元分析技术对社交媒体虚假疫情信息的纠正效果进行了综合定量评估,并深入考察了影响社交媒体纠正效果的调节因素。[结果/结论]元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虚假疫情信息的纠正效果是正向且显著的(d=0.32,95%CI[0.19,0.44],p<0.001),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样本的卷入度、虚假来源、纠正来源、纠正格式和纠正措施均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的纠正效果,而社交平台和纠正表达对社交媒体纠正效果无显著影响。

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虚假疫情信息依法从严治理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具备重大法益侵害风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需从严规制。文章认为应在厘清"虚假信息"边界,确保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的基础上,促进网络监管部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治轨道内充分发挥技术治理机制作用,支持司法机关依法从严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实现对此类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以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内顺利推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虚假信息日益泛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足,且充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甚至成为西方操纵的舆论武器。实际上,虚假信息作为新兴的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特征,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种新生现象。虚假信息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严峻挑战,危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将这一危害暴露无遗。虚假信息的泛滥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的原因,也受信息技术及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当前,虚假信息政治化倾向严重,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强化虚假信息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风险。

虚假疫情信息治理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虚假疫情信息的规制存在不足。治理虚假疫情信息的前提是对其进行准确识别。分析表明,在此问题上,除虚假疫情信息需要被明确定义外,虚假疫情信息与疫情谣言等概念存在交叉;根据与事实真相的偏离程度,虚假疫情信息应分为轻微偏离事实真相的疫情信息、严重偏离事实真相的疫情信息和基本事实为假的疫情信息。造成虚假疫情信息泛滥的原因主要来自信息节点和易感节点两方面;而缺乏对虚假疫情信息泛滥的原因分析,则导致了“一刀切”的监管问题。虚假疫情信息的治理策略应具有针对性:一是通过加强媒体行业监管和建立外国代理人制度治理信息节点问题;二是通过全民联动的宣传教育和及时、准确、合法地信息公开以应对易感节点问题;三是通过精准化治理模式解决“一刀切”的监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