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婚姻与宪法自由权博弈的本质分析——以住房限购政策为切入点

住房限购政策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以法学现象分析,现有的规避限购政策主要在于利用婚姻家庭的自由权。基于限购政策滋生虚假婚姻的核心因素在于:"家庭"概念在制度层面具有不确定性、婚姻户籍制度与住房限购政策直接关联、限购政策自身不足等。宪法婚姻家庭权本质上是实质性保护原则,婚姻自由必须置于实质意义的婚姻权来考虑。限购政策下虚假婚姻主要应对路径有两方面,一是政策与法律运用中实质判断婚姻家庭权,二是利用实质公平来判断婚姻家庭权。除此以外,住房限购政策本身需要接受合宪性审视。

论虚假婚姻的法律效力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并未明确虚假婚姻的法律效力,对此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虚假婚姻为无效、可撤销和有效的观点分歧。《民法典》婚姻效力制度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婚姻效力制度不能简单对标法律行为效力制度,而婚姻无效制度的封闭体系亦排除了使虚假婚姻适用总则编第146条关于通谋虚伪表示法律行为无效规定的可能,故不应将虚假婚姻作为无效婚姻处理。尽管《民法典》对婚姻可撤销采取了更为开放的立场,允许特定情况下适用总则编的一般规定,但使虚假婚姻可撤销既不符合虚假婚姻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对立法和司法而言都非“合乎效率”的做法,因此也不应将虚假婚姻作为可撤销婚姻处理。实际上,由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结婚”指办理结婚登记,而对“合意”的考察应区分于不影响婚姻效力的“动机”,故虚假婚姻中的“结婚合意”实为真实,其当属有效婚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规定虚假婚姻的做法是符合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的。

论《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及其效力

结婚行为是身份法律行为,受身份法律行为规范的约束。意思表示瑕疵的结婚行为效力首先应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调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仅仅对胁迫婚姻和隐瞒重大疾病的欺诈婚姻作出规定,立法范围过窄。在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的大背景下,从民法典的体系性与科学性角度出发,《民法典》总则编对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应采取折中说。对其他类型的意思表示瑕疵婚姻,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作规定时,原则上应适用总则编的一般规定,无法直接适用的应结合家事法基本原理与司法实践予以变通。欺诈婚姻与基于认识错误缔结的婚姻应为可撤销婚姻,虚假婚姻与基于动机错误缔结的婚姻应为有效婚姻。

财产行为、人身行为与民法典适用

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以及民法的法典化,不应单纯停留在外在体系的层面,同时也应在内在体系层面实现新的整合。基于法典化理念、法典的层次结构以及总则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作特别规定的场合,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理应适用于婚姻家庭问题。除此形式逻辑的正当性之外,透过虚假婚姻、婚姻欺诈以及婚姻错误等现实问题,也反映出以总则编规定适用于此类问题具有实质的合理性及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