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虚假治理指地方政府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利用其在本地方行政实践中的信息垄断地位,不切实履行机关职能,而对上级政府和社会公众采取信息遮蔽的手段、作表面文章的行为。这一类行为败坏了政府的形象,离间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使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质疑。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使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质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深层利益原因与助长这一行为的现行体制缺陷。参考信息经济学有关激励约束机制的论述,本文主张从行为鉴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行为惩罚机制三个方面相互配套,构成遏制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制度安排。

如何治理虚假信息?——基于社会技术共构理论的探究

本研究以社会技术共构理论为框架,将虚假信息的特征概括为多样性、社会性和演化性等。虚假信息治理技术的建构呈现出技术律令与社会需求的双重影响,即技术遵循自身的演化逻辑,如追求更高的召回率等量化指标,同时社会需求和政策导向也持续塑造着技术标准。研究结果揭示了虚假信息治理的复杂性,强调了技术、平台和社会现实三重空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该多维治理框架凸显了技术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为深入理解虚假信息治理提供了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虚假信息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虚假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门槛,对全球信息生态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从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和舆论环境三个维度强化了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从虚假信息检测、内容过滤与审查、数据分析与预测方面助力虚假信息治理。最后,当前全球虚假信息治理有三条主要路径:以中国、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以技术创新和合作共治为核心的企业治理和以提升媒介素养为目标的社会治理路径。

网络虚假健康信息研究综述:认知、行为与治理

文章旨在对网络虚假健康信息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回顾和分析,以期为学者研究虚假健康信息、打击网络虚假健康信息、提升健康信息服务质量奠定基础。本文从虚假健康信息的概念出发,对国内外网络虚假健康信息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对文献的研究主题从认知、行为、治理3个方面进行归类总结。研究发现目前网络虚假健康信息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文章总结了现有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依据和指引。

考虑政府监管机制的虚假信息治理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政府监管部门对网民和媒体具有监管职能的现状,从政府监管部门、网民和媒体三方联动视角研究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虚假信息治理机制。首先,界定治理过程中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关系,并在考虑该监管职能基础上给出博弈支付矩阵;其次,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推导模型的平衡点及其稳定性条件;最后,检验模型有效性,并考查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和监管重心分配对博弈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受监管力度和损益等多种因素影响;在虚假信息有效治理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对网民和媒体的监管力度均存在特定阈值;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对网民和媒体的监管虽然仍应共同发力,但监管重心偏向网民时的虚假信息治理效果更佳。

互联网治理视角下网络虚假评论信息识别的研究进展

对国内外的网络虚假评论信息识别的研究进行归纳,发现研究热点和问题,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互联网治理提供指导。首先采用文献分析方法,从评论内容、评论行为、评论关系三个维度较为详尽地梳理网络虚假评论信息识别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研究现状;然后,从互联网治理视角完善网络虚假评论信息治理体系。研究发现,网络虚假评论信息识别研究,需拓展研究领域,挖掘准确可靠的评论数据集,探索最优的特征组合,最终落实治理策略的研究。此外,本文结合互联网治理思想,构建了一个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网络虚假评论信息治理体系。

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实践与启示——国内外比较研究

虚假信息传播给社会及公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中,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加大了虚假信息治理的难度。近年来虚假信息治理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关注,图书馆作为文化与教育中心,也积极参与了虚假信息的治理实践。文章聚焦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现状,调研了国内外图书馆在参与虚假信息治理方面采取的知识科普型、辅助保障型、方法指导型、思维技能型四类措施,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实践措施。据此,文章提出我国图书馆应从提高普及率、丰富实践措施类型、重构信息素养教育框架、构建全流程治理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提高自身在虚假信息治理中的作用。

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动态成因与治理启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分析

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动态生成原因分析,遵循该理论框架,通过对不同行动者及互动关系的分层阐述,挖掘虚假信息的生成条件与状态,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启示与思路,实践目标在于从源头上减少并遏制虚假信息的生成。

论突发危机事件中虚假信息治理的公益诉讼理念

突发危机事件的虚假信息经由网络平台传播的规模性现象亟待治理,该类信息之所以成为法律治理难点,一源于该类虚假信息的特定属性,即于公法或私法而言其法益侵害的非显著性或法益侵害类型的模糊性。二源于治理传统媒体高效能的行政监管策略因为各类平台、自媒体“组织人”身份解构而显得治理效果相当有限。就消费权益维权思路而言,网络媒体运营者传播此类虚假信息所致利益侵害的微量、无感及举证不便,使得用户的私益诉讼不具可救济性。民事公益诉讼的恰当性即在于有效地将被侵害的分散的利益“聚微为重”并有助于将民众所享有的、模糊且不确定的民事基本权利转换成清晰可见的现实诉权。作为民事公益诉讼补充的行政公益诉讼以净化网络生态为诉求利益,改变过度依赖公法治理的单一途径。司法追责应区分相关主体过失或故意的过错,并结合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动机及类型,合理确定责任轻重与可合理免责问题。民事公益诉讼应强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及其地方机构的适格主体身份与诉讼意识,行政公益诉讼以检察机关为主体需合理分配并细化证明义务。

世界知名高校图书馆虚假信息治理实践与启示

参与虚假信息治理是高校图书馆发挥资源优势、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运用网络调研法,对34所世界知名高校图书馆虚假信息治理实践进行调研,并从资源、服务、教育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世界知名高校图书馆主要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治理资源导航和虚假信息甄别工具,以及开展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来进行虚假信息治理。我国高校图书馆应提高重视程度、健全治理体系、发挥行业组织职能,进一步提升虚假信息治理能力。

警惕“拼接真实”:深度伪造与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治理

随着新闻逻辑与技术逻辑之间博弈的加深,深度伪造作为一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新兴内容生产工具,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及新闻理念产生着深远影响。研究认为,深度伪造内容产品具有"拼接真实"迭代升级趋势,本文在便捷操作和快速传播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深度伪造技术对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传播的复杂影响,尝试在视频技术、传播过程和专业防治等层面提出社交媒体中虚假信息的治理之策。

西方新闻“事实核查”演变对我国虚假新闻治理的启示

新闻"事实核查"制度(Fact Checking)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随着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自20世纪初至今,新闻"事实核查"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在媒介环境产生巨大变革的当下,监管机制漏洞、新闻从业者素质层次不齐等导致的虚假新闻泛滥又对新闻"事实核查"制度的变革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本文试通过对西方"事实核查"平台运行机制的考察,探讨虚假新闻治理对策,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新闻"事实核查"制度的起源与当今媒介环境下的新发展;(2)梳理并总结西方主要事实核查机构的运作模式特色与发展;(3)探讨西方新闻"事实核查"对我国虚假新闻治理的启示。

浅析上市公司虚假财务信息现状及治理措施

财务报告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投资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失去信任,严重损害了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的利益。文章通过对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会计信息质量及披露的现状、完善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监管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应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进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等方面建立一套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有效的监管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会计信息系统·独立审计:结构与效率分析

公司治理结构、会计信息系统和独立审计是微观经济运行系统的三个基本组成单元。三者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中心形成了功能互补、共生互动的经济运行系统 ,共同维持着受托责任机制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通过对三者的经济关系结构进行理论描述 ,分析其内在关系结构的缺陷以及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的关联性 。

新会计法与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

剖析了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 ,并结合新《会计法》提出了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以达到治理虚假会计信息的目的 .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虚假信息日益泛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足,且充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甚至成为西方操纵的舆论武器。实际上,虚假信息作为新兴的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特征,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种新生现象。虚假信息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严峻挑战,危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将这一危害暴露无遗。虚假信息的泛滥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的原因,也受信息技术及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当前,虚假信息政治化倾向严重,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强化虚假信息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风险。

事实核查在数字外交中的作用、风险及应对

由于具有真假测试、勘误纠错、反转舆论的力量,事实核查已成为数字外交领域的重要议题。事实核查在增强议题设置能力、确保回应权威可信、塑造国家形象、促进外交互动、修正外交策略、修复信任赤字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然而,真假标准模糊、核查方法不统一、行业规范缺失等原因导致事实核查容易异化为信息操纵、诱导泄密、煽动颠覆、破坏稳定的舆论武器。我国应重视加强数字外交中事实核查问题的研究,增强事实核查技术能力,参与创建全球性事实核查规范,加强事实核查行业引导,发展可靠的事实核查队伍。

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的治理策略与效果评估

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复杂,涉及信息生成、传播路径及影响力扩散。针对此,全球及地区性治理策略已实施,但面临效果有限、法律与自由之间平衡等挑战,为提高防控效率,笔者提出创新措施包括国际合作强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信息过滤能力,及通过教育提升公众信息辨识力。这些策略目的在于构建一个适应性强、更全面的信息治理体系以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社会挑战。

从Facebook看美国社交媒体的虚假新闻治理

社交媒体时代,虚假新闻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具有了新的传播特性。作为一家带有新闻属性的技术公司,Facebook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并与专业的事实核查机构合作,治理平台虚假新闻泛滥的问题,推动着平台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美国社交媒体虚假新闻泛滥的现状及原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Facebook治理虚假新闻的创新举措,在对Facebook虚假新闻治理进行反思后,最后提出了Facebook对中国社交媒体虚假新闻治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