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供补强规则运用逻辑的再思考——以防范虚假补强风险为切入点

我国司法解释确立的口供补强规则是证明力规则,而非证据能力规则,旨在解决供述的真实性而非自愿性。其存在两种进路:一是公开性补强,补强证据既能补强口供的证明力,又能独立证明某个案件事实;二是隐蔽性补强,通过对供述“个体知识”的发现来补强口供以证明案件事实。口供补强规则存在极大的虚假补强风险,必须从自身逻辑构建与补强适用异化两个维度加以区分。前者的实质是证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的罪体补强,后者的实质是通过知密信息的解密推断供述的可靠性。要想在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准确运用口供补强规则,必须严格防范被告人的虚假供述、补强信息源的污染以及补强规则把握不严等适用风险。应该说,这种结合虚假供述形成原理和对补强强度影响因素的考察方法,对补强规则的构建有所裨益。

隐蔽性证据规则之审视

隐蔽性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当前我国的证据立法导向密不可分,是在强化证明力规则的刑事司法环境下确立的。相关司法解释设立了一定的保证条件,但由于规定的不够细化及司法实践长期形成的常识性观念,导致虚假补强、补强程度把控不一等的情形。对隐蔽性证据规则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应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则运行机制,以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

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

隐蔽性证据规则的确立既有经验层面的支持,也与我国特殊的刑事司法环境有关。隐蔽性证据规则以定罪为导向,相关司法解释虽然设立了严格的保证条件,但仍潜存虚假补强的风险。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实施情况,一方面证实这一规则确有深厚的经验支持;另一方面显示实践部分地偏离了规范,如补强程度把握的分化、适用范围的扩张等。同时,口供污染路径的多样化、司法人员的过分自信以及实际发现污染的困难等,挑战着相关规范防范虚假补强风险的保证条件。隐蔽性证据规则在实践中呈现的样态,既有司法人员认识心理方面的成因,也与刑事司法的印证证明模式、规则本身的模糊、录音录像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动力不足等因素相关。考虑到不同类型案件中防范虚假补强风险与促进效率之间的价值权衡,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实施应以多元化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