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程序的检视与优化

作为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机制的关键一环,检察监督程序的有序展开和运行对该机制实效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规则层面对该程序的设计较为空泛,具体操作流程亦未得以细化。应以精准监督、协同监督和适度监督的标准指导具体程序的布设与改进,从明确受理条件、拓宽受案范围和健全线索获取机制等角度改进案件受理程序,从强化调查核实权效力、厘清不同监督方式适用界限以及构建诉中监督机制等方面优化案件办理程序,从而增强监督程序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质效。

虚假调解的审查判断与检察监督

虚假调解会歪曲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使当事人依据调解自愿原则,借用合法的民事调解程序骗取法院作出生效的调解书,继而达到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严重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具体表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公权力监督边界不清、检察监督缺位、调查取证难、监督方式刚性不足等,已成为当前困扰民事诉讼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完善和加强案件线索发现机制,强化调查核实权,对促进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虚假调解规制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颁布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旨在构建新型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它的出台不仅仅构建了《纽约公约》后的国际商事调解体系,并且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解决方式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提升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国际法律地位。《新加坡调解公约》中规定了直接执行机制,该机制直接赋予了调解协议以国际执行力,并且为契合公约精神,同样省略了对调解协议承认的前置环节。这一新规定,确实进一步促进了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中的应用。公约的精神是对调解协议的快速执行,而其所带来的虚假调解问题是摆在每个公约当事国面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论虚假调解行为的识别与规制

虚假调解行为具有滥用民事诉权的性质,其危害严重。识别虚假调解行为要准确把握该行为的目的、属性及其外在表现。民事实体法缺失滥用民事诉权侵权责任相关立法、民事诉讼法对不正当行使诉权的行为规制粗陋、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产生虚假调解行为的主要根源。规制虚假调解行为需要正确认识法院调解的本质,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对行为人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对受害人的赔偿制度,提高审判能力,强化对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虚假调解的界定、挑战及中国因应

我国已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未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将会面临国际商事虚假和解协议在我国法院申请执行的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商事调解法,要界定国际商事虚假调解,明确其认定的准据法。目前,国内法中的虚假调解的立法与实践不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我国将面临甄别、救济和惩治难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挑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情况,建议设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执行公示制度以及枉法调解罪等,以采取多方位措施应对挑战,促进商事调解的健康发展。

论虚假调解案外人权利救济——以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为对象

在社会诚信体系尚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期,虚假调解现象多发,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扩张、调解制度的意思自治性及秘密性使得案外人权利救济困难重重。我国确认调解协议案外人权利救济,主要包括案外人的撤销权和异议权。但案外人异议审理模式的模糊、调解案外人界定不一、救济途径单调使案外人维权之路异常艰难。因此,需确立异议程序审理模式,放宽案外人主体资格,增设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论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

当前虚假调解案件已成为扰乱我国司法秩序的一大顽疾,亟需得到有效治理。囿于当前法院的自我监督和案外第三人应对虚假民事调解措施的乏力,有必要发挥检察监督的制度优势对虚假民事调解予以规制。然而,虽然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监督职能错位、监督方式单一以及监督效力不足等问题,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虚假调解”案件的防范与规制

"虚假调解"以非法的目的与手段的手段,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或权益,损害了人民调解的形象,扰乱了正常的调解秩序。打击虚假调解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虚假调解案的识破机制和审查程序。

论虚假调解的规制——以强化检察监督为视角

2013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通过新增第三人撤销之诉、法院对虚假调解的处罚措施的方式对虚假调解予以规制,由于案外第三人欠缺对虚假调解的知晓,法院处于中立的位置难以对虚假调解进行充分的调查,强化检察院的外部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改造检察院提起抗诉和检察建议的事由、进行调解中监督、细化检察院的调查核实权等方式都能够有效地强化检察院的监督力量,对虚假调解进行有效地遏制。

国际商事调解中的虚假调解问题及中国因应——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直接执行机制在推进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发展的同时也为虚假调解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虚假调解不仅损害了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还侵蚀了调解的制度价值,破坏了一国的司法公信力。鉴于此,切实防范虚假调解将是《公约》在我国顺利落地的重要保障。调解制度之固有缺陷、《公约》运行机制之局限、案外人救济依据之不完善、商事调解员行为规制之不足等因素使得虚假调解的规制面临着重重困境。我国应当尽快构建起和解协议执行的审查体系,逐步完善案外人救济机制,健全虚假调解的惩治规则,加强高水平国际商事调解人才队伍建设,从而对国际商事领域中的虚假调解风险予以有效防范,以保障《公约》在我国得到合其目的的实施。

论虚假调解的成因及其防范与规制

近年来,虚假调解这一不良现象悄然兴起,甚至逐步蔓延。虚假调解这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和利益相关性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虚假调解是随着诉讼主体权利不断扩大而产生的一种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产物。防范、规制虚假调解,应提高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应提高对于虚假调解的警惕,掌握虚假调解的表现形式,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同时在立法上应当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制虚假调解行为。

虚假调解检察监督实务探讨

虚假诉讼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顽疾,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实践中,虚假诉讼案件常以调解方式结案,检察机关对此应高度重视,逐步加大对虚假调解案件的查处力度。从检察实践角度出发,针对虚假调解问题,检察机关应着力扩大民事调解案件检察监督的抗诉范围,完善虚假调解行为的法律责任体系,强化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以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虚假调解检察监督实务问题与对策研究

虚假调解是当前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重点领域。《民事诉讼法》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虚假诉讼罪,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加大对虚假调解的监督力度,是新形势下需要破解的课题。本文从虚假调解的概念、特征入手,紧密结合笔者办理的北京市检察机关目前案值最大、罚款最高的虚假调解监督案,总结出实践中面临的四方面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供决策参考。

对民事虚假调解案件应加强检察监督

民事虚假调解,是指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利用法院的调解程序,骗取生效调解书,侵犯国家、社会及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201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其中第二十四条明确提出加强调解监督。2020年7月,最高检向最高法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并把治理虚假调解案件作为检察建议的重点内容提出。本文对检察机关如何加大对虚假调解案件的监督力度,提几点建议。

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及适用困境

新民事诉讼法将调解活动纳入到检察监督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对于调解活动的监督范围、发现机制、监督方式等方面的规定尚存在不尽完善之处，导致新法在适用中面临被架空的困境j因而，有必要完善并细化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制度设计，将检察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实现对虚假调解行为的监督效果。

论司法确认程序审查规则检视与优化

司法确认审查是司法权引领、推动和保障调解的重要方式,应当契合非讼程序的程序特征,坚持平衡程序效率和程序公平、私法自治和公法监督的理论导向,坚持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和保障司法确认结果正当的价值取向。实证考察发现,司法确认审查存在着程序规则尚未明确,内容尚未统一,部分案件的审查超出了司法确认程序范畴,现有审查规则难以满足防范虚假调解的需要。优化司法确认审查规则,应当明确司法确认审查的程序规则,统一司法确认审查内容为“调解真实性”和“调解自愿性”,补充司法确认审查界限为“调解基础合法”和“纠纷来源合法”,并从识别规则和防范程序两方面加强虚假调解行为的识别和防范。

论增强对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在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线索发现难、调查核实权受限、监督范围狭窄等困境。加强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可以试水"监督前移",增强对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和案件审理阶段的监督,拓宽案源渠道。同时,延伸调查触角,探索"引导侦查"工作机制,发挥检察监督在案件移送阶段的作用。此外,完善对虚假调解的立法,建议扩大对虚假调解的抗诉范围和以支持起诉方式对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虚假调解予以救济。

虚假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检察监督的实践困境与纾解

通过仲裁解决劳动争议是一种经济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但由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内部审查不严,现有外部监督模式漏洞较多等原因,导致利用虚假劳动争议仲裁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频发。检察机关对虚假劳动争议仲裁调解进行监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针对检察监督实践中存在的线索来源不畅、调查核实能力不足、监督实效不高等问题,应从探索主动监督的模式、强化调查核实能力、做好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纾解。

司法确认的实践困惑与程序续造——基于B市辖区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

司法确认现已有法可依,但因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过于粗略,具体司法实践还存在诸多困惑。实证研究发现,该类案件当前呈现激增趋向,基层法官期待能有一套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程序设计,部分法官对该制度存有认识误区,缺少虚假调解防范意识及能力。文章剖析实践困境根源,提出具体细化与完善建议:界定受案范围与立案标准,确立审查形式、内容和时限,明确救济途径,并将虚假调解协议防范措施镶嵌在程序之中,法官依章操作,即能有效防范虚假调解行为,并尝试为其拟定操作流程图,以期为基层法官准确适用司法确认提供统一的标准与思维路径。

涉住房公积金虚假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检察监督实践

近年来,虚构民间借贷纠纷,通过虚假诉讼形式套取住房公积金案件不断涌现。该类案件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扰乱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检察机关应根据涉住房公积金案件特征,对案件是否构成民事虚假诉讼进行认定,通过分析涉住房公积金虚假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侵害的法益,明确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依法监督的必要性。检察机关应从维护法律权威的政治高度强化虚假诉讼监督,从参与社会治理的维度出发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发挥民事检察监督作用,助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