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额的确定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预示着我国的证券市场赔偿机制真正进入了司法实践阶段，也就是说，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相关责任主体有可能因其虚假陈述行为（这里主要是指会计信息虚似陈述行为）而招致投资者的民事诉讼，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因果关系——司法解释的新发展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发布了关于虚假陈述的新司法解释,完善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因果关系认定,特别是区分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并对诱空型虚假陈述作出了明确规定。区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有助于更为深入分析重大性和损失计算方法。不过,在交易因果关系方面,诱空型和诱多型虚假陈述的区分并不完善,还可能存在中性信息;而价格影响和交易量变化都是证明重大性的重要因素。在损失因果关系方面,对于市场过度反应,目前尚缺乏控制方式。司法解释对因果关系的规定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因此是非排他性的规定,应允许投资者主动提出更为合理的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证明方式。

权证持有者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

权证既是证券品种,又具衍生性,二元性特征使得相关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可能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权证发行人的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另一种是因权证所指向的基础证券的发行人的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按照现行法律的文义推理,权证持有人应可事有这两种诉讼的原告地位。但在损失计算的问题上,前者由于权证流动性高、市场并非强式有效,难以确定因果关系、计算损失;后者也无法按照现行司法解释计算相应损失。法律构造应注意并体现衍生品不同于基础证券的套利特征。

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兼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内幕交易与虚假陈述一样,都是危害证券市场安全的违法行为。我国已经出台了规制虚假陈述的法律解释,但在内幕交易方面仍是一片空白。本文通过分析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并与规制虚假陈述的法律解释做出对比,提出对规制内幕交易的看法。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因果关系初探

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应如何认定?这是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公认的难点问题。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18、19条针对上述问题，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做法，

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民事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就上市公司因虚假会计信息引发的侵权民事赔偿若干法律问题,从虚假会计信息的认定、虚假会计信息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损害事实及其赔偿的认定、民事赔偿义务主体的认定、以及有关民事责任的分担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以及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

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不足与改进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初步解决了法院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对于推进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规定》在关于虚假陈述的认定、诉讼、前置程序、诉讼时效及诉讼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最新法律的理解

本文对《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颁行的意义进行了分析,着力探讨了对《规定》中有关内容的理解,并指出和分析了《规定》中在有关前置程序、诉讼方式以及受案范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划分的机理与梯级构造

现行《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虚假陈述中各违法主体的功能定位已予基本预设,但灵活的商事实践背景下,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中仍存在结果导向式追责、责任主体单一、责任量化不精细等裁判难点。解决问题的前提要点在于明晰各违法主体的问责机理、廓清各违法主体的责任认定规则,以供给司法实践以相对清晰的裁判进路。相比于法定保证义务与信义义务理论,过失侵权下的注意义务理论更能妥适解释证券虚假陈述中各违法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因由。在此理论基础上,法院宜确立双阶梯级的裁判构造,首先采取“合理人”标准并结合各违法主体的实际能力客观化其勤勉尽责表现,完成“是否有责”的一阶判断;其次,根据过错大小、原因力比较等因素认定各违法主体的责任形态及范围,完成“责任大小”的二阶判断。

证券民事诉讼的形式以及前置程序分析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关于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证券市场民事行为,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有了实质性的保障。仅行政前置程序这一问题就在法学理论界引起较大争议。本文就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形式以及证券民事诉讼中的行政处罚前置程序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的证券民事诉讼以及民事责任的立法进程,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培育、规范出一个更加健康有效的证券市场。

注册会计师对第三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探讨

从1996年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案标志着中国注册会计师第一轮诉讼浪潮开始,到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标志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阶段,这期间关于注册会计师对第三方民事责任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会计界和法律界存在着分歧,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不仅如此,在法律界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仔细研究这些观点之后不难发现,归责原则的争论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如何看待独立审计准则法律地位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如何确认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应有职业谨慎的问题。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第一案述评——关于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的程序性分析

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是我国第一起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检讨其审理经过,除了有很多细节问题值得讨论外,还可以借此反思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适当性。《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依赖普通代表人诉讼先行展开,这一制度设计并不符合我国现实,应该规定投保机构可直接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代表人诉讼中权利登记公告的安排,程序上并不公平,应该予以改进,或者允许投保机构提前介入,或者法院遵循权利人范围最大原则设定登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