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虞犯行为之早期干预

虽然对未成年人虞犯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仍存在诸多争议,但未成年人虞犯行为应当进行干预则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从域外发展来看,虞犯行为的司法干预经历了全面干预、限制干预和废除干预的发展阶段。虽然域外少年司法界存在诸多纠结,但从我国情况来看,建立虞犯行为的早期干预机制仍有其必要性。以监护监督、亲职教育、宵禁、交友限制、传媒管理等非正式干预为重点,以警察部门、福利部门等行政干预为纽带,以司法干预为保障的"漏斗式"虞犯早期干预模式,应当成为我国虞犯行为早期干预制度建立的方向。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少年虞犯制度比较研究

少年虞犯是指少年的行为已经具有触犯刑法的倾向,但尚未实施触犯刑法明文规定的禁止行为。域外对于少年虞犯问题进行了长期探讨,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我国并未有少年虞犯的概念,虽有对少年虞犯的类似规定,但多数为备而不用。本文在对虞犯制度的基础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比域外规定与我国类似规范,进而以一体化的思想为基准提出我国虞犯制度相关的完善对策。

论大学生虞犯的积极心理防控

加强大学生虞犯防控是应对当前大学生犯罪问题的有效对策。根据大学生虞犯的主要表征,我们可主动评估其人身危险性,并及时合法采取相应积极心理防控措施,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虞犯少年保安处分制度研究

预防少年犯罪应从不良少年着手,借鉴域外虞犯少年制度,结合我国少年犯罪适用保安处分的研究,表明虞犯少年是最适用保安处分的群体,将二者结合,针对国情采取适合的方式,同时也要从虞犯少年案件的侦查、社会调查、诉讼、执行等角度对此类案件进行系统的程序设计,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台湾地区少年虞犯处分措施对内地不良行为少年处遇的启示

台湾地区司法机构认为对《少年事件处理法》所列虞犯中经常逃学逃家少年,施以感化教育的保护处分违反比例原则,亦侵犯少年人格权。关于虞犯是否有必要受"少事法"调整,虞犯的范围和处分措施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内地虽没有虞犯的概念,但是有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少年需要处遇矫治,其中也存在一系列可探讨之处,以期待在未来少年法中形成特色的少年保护处分制度。

虞犯视角下的校园欺凌防治

校园欺凌属于虞犯行为,实施校园欺凌者多为虞犯少年,具有潜在的犯罪倾向;构建虞犯少年保护处分制度,通过社区矫正进行教育矫治,能够有效遏制校园欺凌的发生,起到预防犯罪的良好效果,同时也能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工作的发展。

影响“虞犯少年”违法犯罪的因素及预防对策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比率越来越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虞犯少年"的概念对我国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意义重大。以家庭、心理等主客观方面为角度,研究和分析当前"虞犯少年"形成因素,对其进行犯罪预测和预防至关重要。结合现状,从健全思想、加强教育、特殊预防等方面提出对"虞犯少年"的预防措施,为降低未成年犯罪提供解决思路。

对未成年人“虞犯”行为干预的合法化基础

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不认为是犯罪是各国国内法早已形成的共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对个人发展的重视,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逐渐为国家、社会及刑法学界所重视。那么,将原本不认为是犯罪、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纳入刑罚体系,是否符合刑罚的基本原则和具有合法化基础,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从不处罚"虞犯"行为是否能消灭其违法性以及实现刑法的目的出发,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从刑罚处置"虞犯"行为的必要性、国家亲权、控制理论和未成年人人格发展等方面出发寻找国家干预虞犯行为有其合法化基础。

虞犯制度背景下工读学校改革走势的思考

由于家长教育水平、学校教育方式和年龄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现行的矫正体系无法对于低龄触法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的矫正,使他们处于一种"家长管不了,学校不想管,社会不能管"的矫正空白状态。虞犯制度可以在低龄触法未成年人形成犯罪习惯前对其进行矫正,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防止他们发展成为罪犯的防火墙。而工读学校是我国矫正体系中唯一能够对低龄触法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合法制度。二者的结合可以使虞犯制度更容易被接受,也有助于改变工读学校现存的弊端。在虞犯制度指导下对我国工读学校进行改革,应当注重入校方式和标准、教育方法和回归社会途径的改革。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制度

在日本法律中,"虞犯少年"是指根据该少年的性格或所处环境,可以预测其将来有犯罪或触犯刑法的危险性,年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大致指20岁以下的少年。日本《少年法》对虞犯少年的行为类型进行了概括:(1)具有不服从监护人正当保护的习性;(2)无正当理由而对家庭没有亲近感;(3)

中日未成年人事件诸概念及其分类标准比较

"未成年人事件"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分,狭义指未成年人的严重违法和犯罪行为;中义则在狭义的基础上包括轻微违法和14岁以下的严重犯罪;广义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涵盖未成年人所有的不良行为以及违法和犯罪的行为。本文对未成年人事件的诸种概念进行对比分析,阐述未成年人事件诸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立法经验,对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概念作出评析。

保护处分制度探索研究--以M区罪错少年违法情况为例

作为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发源地,上海检察机关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本文以M区2016-2017年罪错少年违法情况数据统计为研究样本,从保护处分的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配套体系等角度,探索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相关问题,从建立触法少年情况的信息反馈共享平台、设立分类处遇流程,配套强制性保护处分措施的司法审查和检察监督机制等方面健全多样化的保护处分制度。

触法少年惩戒制度的合理建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的理论反思

面对犯罪低龄化严峻形势,尤其是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许多人主张通过调整刑事责任年龄,扩大刑罚惩罚范围的方式予以解决。其中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另一种是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弹性化规定,但实际上不论是降低说还是弹性说,都是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规制触法少年的行为,使其必须承受刑罚的负面效果。但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性,盲目的犯罪化并不一定具有良好的效果。对触法少年更应该以教育为主,强调社会力量的提前介入,对犯罪行为防患于未然。对此,可以建构新的、具有针对性的未成年人惩戒措施体系,明确适用主体,扩大应受惩罚的行为范围。另外,可以在现有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的基础上,增加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设立心理咨询师援助制度、定时定期参加集中教育、强制参加社区服务、体验式服刑、警察认领帮助教育制度等多种惩罚措施。

台湾与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之比较

一、引言青少年滥用药物,在台湾及香港,已构成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滥用药物,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逃避现实,但是药物滥用亦成为青少年犯罪次文化的一种特质,及边缘青少年生活方法之一。

司法预防的新探索

少年司法工作,沿袭一般刑事司法制度,着眼点放在事后的处理上,即对青少年已有违法犯罪事实出现后,再由少年法庭来处理,这是一种“追究型”的制度。我们认为,少年司法制度不仅要搞”追究型”,还要有一定的“预防型”,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指导下,不仅要抓事后处理的科学性,同时要注重预防在先,从早抓起,抓苗头、抓倾向,防患于未然。要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作为少年司法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使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真正实现综合治理的目的。从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看,许多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逃学、逃课、轻微违法,然后发展成为犯罪,如能在一定的危险年龄阶段,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教育、防范,就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基于此,海宁市人民法院在建立少年审判庭后,除了精心审理好少年犯罪案件、少年保护案件外,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我们借鉴国外和境外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把少数有犯罪倾向或违法行为的少年列入司法程序来解决,开创了对“虞犯少年”、违法少年的教育案件的审理。

义乌打假记

因造假而闻名于世的,前些年当推福建晋江,而近年则让位于浙江义乌等地。记得一年多前,本市新闻媒介曾披露上海执法人员因奥丽斯化妆品被假冒一案赴义乌打假时,被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撵得团团转,光天化日之下神州大地出现了如下奇观:警车红灯闪烁开足马力逃逸,后面追兵呼声连连。今年10月中旬,记者为采访沪产名牌化妆品被假冒一案也来到义乌,所幸此次打假得到义乌方面鼎力配合,并无上述惊险遭遇。 甫抵义乌已是10月17日傍晚,同去的不仅有解放、文汇、消费报同仁及杨浦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还有上海各大化妆品企业的代表,浩浩荡荡,简直可以称之为“采访——打假”代表团了。 次日上午,记者见到了义乌产“上海名牌化妆品”。整整7间屋子,全部是此次被收缴的假冒化妆品,品牌涉及可蒙、牡丹、友谊等10数种,数量逾3000箱,价值300万元左右。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义乌人氏虞精伟夫妇自1987年开始其造假生涯,至今不辍——虞犯如今已被逮捕。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初步印象——赴日研修情况报告

受公安部第四研究所领导委派,1997年12月,我随中国刑事司法高级官员赴日研修团在日本的联合国亚洲远东防止犯罪研究所进行了以少年司法制为主题的为期四周的研修活动。 研修采取大会交流和分科会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亚远所的教官和中方代表先后就青少年犯罪的形势、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矫正制度等专题进行了大会交流和答疑。

国外青少年法规有关青少年犯罪概念的规定

一、情况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现象,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在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就不断增加,成为难以医治的"社会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危及了各国社会治安和统治阶级利益,被称为世界三大公害之首,引起了各国政府、法学家、社会学家、犯界学家以及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