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校录虞预《晋书》勘误四则

鲁迅从《三国志》裴松之注等文献中辑录并整理出虞预《晋书》新辑本。由于其未加最后整理,尚存在一些校勘等问题,就其疏失进行勘误,有利于尽可能地还原虞预《晋书》之原貌,且接近相关的史实。

鲁迅辑录《会稽典录》校勘记

《会稽典录》是鲁迅先生从《太平御览》等类书及《三国志》等相关古书注文中辑录整理而成的,收录于《会稽郡故书杂集》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虽然较好地恢复了散佚的《会稽典录》面貌,但尚有一些未尽之处。现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为依据,校勘文句误差方面有13处,标点误差方面有5处,引文卷次方面有两处。

《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建国佚史考

《世说敬胤注》所保留晋元帝君臣谋划建国路线的佚史为重描东晋建国史提供关键线索,由其可知在“以天下无主,便宜登大位”的“中兴”路线和“修桓、文之事”的割据路线外,东晋立国前夕元帝曾谋划过“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的“创革”路线。唐修《晋书·元帝纪》部分内容明显由此条敬胤注改写而来。通过逐一比勘诸家晋史,可确定敬胤注为虞预《晋书》佚文,文字改易很可能发生在晋末徐广《晋纪》修纂过程中,并为唐修《晋书》所沿袭。以此为基础,可重新勾勒出东晋立国路线在“中兴——创革——中兴”间转换的复杂面相。

《晋纪》编纂与庾、王之争

干宝曾任职著作,这段史官经历与其编纂《晋纪》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考辨干宝的仕历与《晋纪》编纂的关系,认为干宝之撰史应主要在东晋成帝年间其第二次出任史官之时,上限不早于咸和四年二月,下限不晚于咸康二年三月。当此之时,随着庾、王矛盾的激化,建康政界亦发生着分化,时任史官的虞预不为王导所信任,而另一位史官王隐则带着一部尚未完成的晋史投奔了庾亮。在某种意义上,庾亮、王导围绕争夺历史解释权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对峙,而干宝作为王导亲近之人,其复掌史任及编纂国史《晋纪》之背后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王导的政治意志。